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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疴新疾下猛药:“绿盾”巡查风暴撬动的自然保护区利益博弈

北极星环保网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李珣  2018/10/9 9:09:19  我要投稿  
所属频道: 环境监察  关键词:环境问题 环保系统 贵州

北极星环保网讯:肇始于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环境问题的严肃处置,环境部等七部门在去今两年时间里,连续开展两次专项行动对中国各级自然保护区的旧账、难题进行了集中大巡查、大清理。

“绿盾”是这次巡查风暴的代号。

老牌保护区重发展轻保护、违法问题久拖不决,新建保护区划定随意、管理失位问题突出。更普遍、更难啃的问题是,保护区内甚至核心区居住着大量人口……

伴随“绿盾”专项行动、国家机构改革、自然保护区立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等一个个重大政策的铺开,目前占中国陆地面积14.88%的2750个自然保护区正处在一个转向的十字路口。

一位参与“绿盾”巡查的环保系统专家对澎湃新闻说,伴随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未来如果把国家级保护区管理权上收,实现直管,“这样肯定对违法违规情况的处置力度会大一些”。

保护区里的石矿开采了三十余年

望着从数百米长的山坡上倾泻而下的矿渣,贵州省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称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张维勇松了一口气,“这个矿总算关掉了”。

坐落在武陵群山中的梵净山保护区自1986年成立以来,紫袍玉带石矿的开采便相伴而生,三十余年连绵不绝的采矿史,恰似一面镜子,映射出保护区发展历程中的曲折道路。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紫袍玉带石矿开采历经三十年历史。

按照1994年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保护区内部可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其中核心区原则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研活动,而最外围的实验区则可开展旅游参观、繁殖珍稀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但无论是自然保护区里的哪个区域,都被明令禁止开展开矿、挖沙、狩猎、开荒等活动。

“这肯定违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有规定,《矿产资源法》也有规定,但还是在采。”一位“绿盾”巡查组人士说,上述采矿点早已被环境部的卫星遥感监测到,但一些地方相关部门一直不为所动。

“那时候经济发展远大于环境保护。”张维勇苦笑着说,三十多年来这座紫袍玉带石矿的开采时断时续,矿主历经香港企业、当地乡政府等多重转换,2005年,接手的铜仁市紫玉旅游工艺品有限公司还获得了铜仁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2016年10月,江口县检察院向铜仁市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依法撤销向紫玉公司颁发的采矿许可证。最终,法院认定铜仁市国土局和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并有滥用职权许可其违法开采的行为。

张维勇对澎湃新闻说,此前保护区管理局多次与国土部门沟通此事,但一直不了了之,“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认识没有这么深。”

贵州省环保厅相关人士对澎湃新闻说,地方过去招商引资时,林业、环保等部门没有话语权,“相关部门还会说不搞这些工矿企业,哪来钱给你们发工资,这种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

参与“绿盾”巡查的相关专家表示,各类保护区事实上目前还存在受制于人的情况。中国目前的保护区管理体制相当程度上仍由地方政府主导,保护区所需经费和人员编制,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安排,国家只是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

“以为有优惠政策”就划个保护区

相较老牌自然保护区多年来有法不依、重发展轻保护的积弊,大量新建保护区则存在前期随意申报、后期管理失位的问题。

9月7日,贵州都柳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一处山顶上,几台挖掘机正在往来穿梭。轰鸣的机械下,是贵州华安爆破工程公司于2016年所建炸药库的废墟。

颇具戏剧性的是,这处没有任何备案和手续的炸药库迟至2017年才被独山县林业部门发现,此时炸药库已建成使用一年多。

“之前根本不知道这里有炸药库,这是向村集体租赁的土地,纯属违建。”独山县政府相关人士说,与大量同级保护区一样,该保护区在去年才配置专设机构和人员。

独山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坦言,最初申报保护区时,对于保护区的概念并不是太清楚,对管护问题也未有充分考虑。

“保护区两万多公顷,真正的湿地只有四千多公顷,感觉划得有些大,我们人员又比较少。”独山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保护区专设机构为县公益性事业单位,预算纳入县财政,去年已经明确相关人员业务范围和职能设置,但15名编制人员难以达成巡护全覆盖。

“当时申报保护区都是为了有张招商引资名片,获取一些国家补助和优惠政策。”独山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说,事后扑面而来的管护压力和发展限制令地方政府始料未及。

“我们有部门今年提出要申报一个国家地质公园,说每年可以有三百万补助,我说不干。”上述独山县政府相关人士说。

话音刚落,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一位厅级领导便评述称,既然做了保护区,地方政府就要为当年的决策负责并承担代价。

都柳江源保护区并非孤例。贵州省林业厅等多个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各县市在建立保护区时,存在随意性较大、管理不到位问题,以致地方自然保护区缺乏规划、经费和人员。

“以为有优惠政策,感觉这是好事就发个文认定这是什么地方保护区。”一位贵州省政府相关人士评价说。

一位参与“绿盾”巡查工作的环境系统人士表示,地方申报保护区,往往还有相关部门官员为获取更高级别官职的考虑,“县级林业单位为科级单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为处级单位”。

这些“一哄而上”的新保护区留下了一团乱账。

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今年6月通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仍有16个省区的6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独立管理机构,有26个省区的11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没有管理机构。

此外,部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图上面积与公布面积不符的情况;有24个省区的156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未提交自然保护区范围与功能区划备案材料;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工作普遍滞后,警示警告设施不足。

贵州、云南多处自然保护区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说,此前划定保护区时,甚至存在没有实地勘测,在图纸上一勾的情况,而现在这些欠账都要补起来。

核心区内数百万原住民何去何从

保护区中的原住民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多位关注自然保护区的相关专家表示,此前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中尚有数百万人居住。

如何处置,保护区各有各的烦恼。

张维勇如今感到踏实的一件事,便是梵净山保护区中的原住民已基本迁出,但一百多户原住民的搬迁费用却达到了1.5亿元。

不过独山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说,都柳江源自然保护区中600多名原住民搬迁的费用上级部门并不负责,县财政压力重重。

“去年搬了几十户,计划四年把人搬出去,费用预计要几个亿。”上述独山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云南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称,目前云南全省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生活着二十多万人,典型者如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核心区原住民超过一万人。

国家公园管理办副主任唐小平此前也表示,中国人多地少,开发强度大,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人为活动、人为干扰的大面积自然区域去建立国家公园,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在人相对集中的地方划定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区域。

“绿盾”巡查组相关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绿盾”巡查并不会主抓原住民的问题,没有财力的地方政府保持原住民生产活动不显著扩大即可。

但巨量的原住民人数所引发的问题已然彰显,其中土地权属不清所引发的冲突尤为突出。

“绿盾”巡查组相关专家称,我国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南方的自然保护区,大部分区内土地为集体所有。在建立保护区初期,由于征收成本过高等原因,保护区并没有对区内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因此部分农民法理上仍拥有使用权,出于改善生活等需求,常有违规生产活动。

云南省林业厅相关人士说,为规避此类风险,对林地在保护区里的老百姓实行的是“经山不经户”政策,林权证并未下发到户,并将这些林地申报为公益林,每年可以获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每亩八到十五块不等的生态补偿。一方面是在保护区实验区内适度发展旅游与社区经济,另一方面是激发原住民群体本身所带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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