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分类之后 垃圾都去哪了

分类运动如火如荼

此前，一则有关小龙虾头、肉、壳分属不同垃圾的调侃曾颇为流行，虽然被证伪，但着实证明干湿垃圾分类学习成本不低。为此，志愿者开始上岗驻守垃圾桶边，手把手督导居民。

在这个小区，轰轰烈烈的居民垃圾分类运动始于今年5月。前期，居委会组织志愿者上门宣讲，发放倡议书，制作道旗。5月28日一声令下，开始撤走此前的垃圾桶，要求居民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去扔垃圾。张军还记得，居委书记和主任直到晚上八点多还值守在垃圾点旁当志愿者。

志愿服务大概持续了半个月，北区是因为效果较好，南区分类效果并不好，但由于收运速度跟不上也只能作罢。

此外，定时投放落实不易，志愿者无法全天候守在垃圾桶旁，更不可能派专人去24小时盯着摄像头，小区里时常能看到在非定时时间段内扔垃圾的居民，有的人有分类，有的没有。

撤桶带来的投放不便，使得一些居民将垃圾扔到小区的绿化带或者车位上。7月8日，小区的楼门上多了一张公告，称将通过现场观察和小区监控等方式对不规范投放行为进行上报，而这主要是针对不定点的不规范行为作出的。

城管部门有权查处违反垃圾分类管理规定的行为，并做出罚款。然而，取证责任仍然落在物业身上。摄像头很难分辨出垃圾袋里的垃圾分类是否过关，对定时的监督又似乎矫枉过正，成本收效远不匹配。

罚款处罚也并不轻易做出，对于居民，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屡教不改。

居民有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义务，但事实上，这些监督落实到定时和分类上，显然是困难的。

对此，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解释称，定点定时是约定而非规定，要做到“一小区一方案””，各小区、各季节的约定可以不一样。这需要大家广泛参与积极协商。也可以考虑一些技术手段，做平稳过渡，比如设置误时的投放点、采取刷卡投放等模式。

根据今年6月，上海出台的《关于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工作的通知》显示，物业作为管理责任人，要履行三种职责：第一是垃圾分类投放容器的设置；第二是投放点到垃圾收运交付点必须分类驳运；第三是对居民垃圾分类投放进行宣传、指导、劝诫的职责。

如果未尽这些职责，被城管行政部门处罚，将会被计入其诚信档案，影响之后的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物业和居委还将面临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批评监督。

最直接的处罚是，如果分类不合格，环卫有权拒绝收运。这对于物业来说，才是真正的灾难，垃圾收运空间和垃圾桶的不足，将使一整天的垃圾收运工作受到影响。

物业和居委肩上的担子并不轻，事实上，他们共同承担了对分类投放的宣传、指导工作，但在走访时物业一位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没有工作补贴，垃圾桶旁又热又臭，志愿者很难组织起来，没有监督和指导，居民习惯很难保持。

这一情况将有所缓解。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张立新此前表示，拟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容器设置、分类驳运等工作纳入地方标准，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纳入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测算范围，为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有关垃圾分类投放管理工作提供支撑。

据称，环卫给小区定下要求，每250户要分出一桶湿垃圾。然而，在居民的分类习惯养成之前，每天定时定量的二次分拣任务仍旧会一直持续下去，并成为垃圾分拣员们每天的主要工作之一。

而定量湿垃圾要求一旦变更，要求全面的垃圾分类，每天80桶左右的二次分拣几乎无法实现。小区内的垃圾就面临被拒绝清运等处罚风险。

“垃圾分类，短时间可以通过他人监督保障施行，但最后还是要靠老百姓自觉才能持续长久”，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海滨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建议，应该发动小孩子，他们在日常分类的同时，也监督家长、宣教分类知识。

公益研究和咨询机构北京七悦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研究人员孙闻健建议，“政府必须重视，如何去激活社区内各组织的参与意识。相比于雇佣分拣工或向企业购买服务，像社区基金会这样的基层力量更有持续性。”

湿垃圾处理能力足够吗？

在住建部城管局原局长王早生看来，垃圾分类可谓“小事不小，不易做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合软件、硬件、工程、文化各种要素融合，现阶段各环节都存在断保，这就需要政府主导抓重点、补短板。

对于郭鑫来说，湿垃圾分拣是工作中最繁重与耗时的部分。

理想状态下，这些湿垃圾经由她一袋袋分拣，装上湿垃圾车，被送往湿垃圾分散处置厂，最终通过粉碎脱水，或堆肥和产沼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

然而，很多堆肥产生的有机肥料却没能走上资源化利用的道路。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用来堆肥的湿垃圾并未进入田地，而是最终交给火力发电厂当普通干垃圾烧掉了。

一方面，现在分类垃圾处置能力仍有所不足。目前，上海市湿垃圾分出量约6100吨/日，而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则约5050吨/日。

《财经》记者为此向上海市绿化环卫局宣传部人士问询，其表示，作为湿垃圾堆肥的行业指导单位，并不涉及堆肥后的使用环境。对上述情况未予置评。

而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绿化市容部门是生活垃圾管理的主管部门，职责之一就是协同乡镇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确定垃圾的运输和处置单位。

唐家富此前表示，目前所分的干湿垃圾量与处理能力基本匹配，但仍有缺口。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进，将加快推进设施建设。在过渡阶段，一部分垃圾将采取预处理、过渡性处理。待设施建成以后，能够确保垃圾完全得到分类处理和利用。

另一方面，分类垃圾利用也面临多种阻碍。

在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海滨看来，相比于焚烧和填埋，堆肥技术不仅成熟也最生态的易腐垃圾处理方法。然而和焚烧相比，堆肥处理在经济政策上并没有同等待遇——垃圾焚烧发电不仅有售电收入，还有补贴和垃圾处置费。另外，堆肥产品尚缺乏稳定的应用市场，而缺少相应政策支持是堆肥产品得不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有害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上，比如设置规范化、规模化暂存场，打通无害化处理环节；建设废旧上牌回收体系，明确回收站点，建设集散中心；执行“限塑令”杜绝过度包装从源头减量等方面，各地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同时，垃圾分类推进，也带给了政府不小的财政压力。

宁夏银川垃圾分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张加震对《财经》记者透露，每年居民端收缴垃圾处置费在2000万元，企事业端可收1000万元，而餐厨垃圾处理一年就需要补贴2000万元，焚烧发电每年也需补贴2000多万元。收缴的垃圾费远远不够。但由于当地已经就垃圾收费进行立法，所以难以调整价格。

在业内看来，垃圾终端处理费用政府买单基本无争议，前端分类投放环节费用由居民承担尚没有共识。

平湖市物业行业管理部门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嘉兴市垃圾分类办曾经发文要求将垃圾分类列入物业服务合同中，但因为实施垃圾分类后物业企业服务成本上升，这部分支出不可能通过提高收费标准有业主支付，目前要执行的话，只能有政府买单。

背后的风口机会

人力分类终究不可持续。

提供垃圾收运相关服务的联运环境董事长王永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现有标准难以覆盖企业成本，行业需要政府更多支持。目前国内短期内调整收费体系压力很大，但后期可能借鉴阶梯水电价的模式，产量少的少收费，前提是可以借由技术手段汇总统计居民垃圾产出情况。

浩浩荡荡的垃圾分类运动形成了新的风口，许多智能化垃圾回收企业闻风而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了郭鑫们的潜在“竞争者”，而相比于人工收运和分拣，这些技术更备受政府青睐。

在浙江嘉兴平湖市，一些小区设有智能垃圾集中点，固定时间内居民可刷卡打开垃圾箱，将自带二维码的袋装垃圾丢入后，后台系统会自动登入信息。随后由社区督导员，不定期抽查看干湿垃圾分类情况，给予评级赋分，所得分数可以在周边超市、小区内自动贩卖机内兑换香皂、大米等产品。

这些智能化设备还让垃圾分类的激励变得更可见。用户在垃圾分类时，可以直接扫码获得“回现金”、“抢红包”、“积分累积”等奖励，更直观感受到垃圾分类的好处。

当地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积分奖励系统促发了居民分类的积极性，在指定日时，居民会主动带着可回收垃圾给回收人员称重兑换积分，孩子们很喜欢用积分来换饮料喝。

在平湖市，记者见到了一套垃圾分类监管云平台，其通过物联网，能够统计汇总各区域间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及有毒有害垃圾的收集情况；并通过数据、图片、视频监控垃圾投放情况。

如果说这些“竞争者”帮了郭鑫们一把，智能分类回收机就是在“抢生意”了。

已经在上海市杨浦、静安等地落户的智能分类回收机，能够自动检测居民投放的可回收物，如饮料瓶、塑料、纸类等，居民投入，就可以自动显示数量并反馈金额。挑战着包括郭鑫在内的可回收垃圾收运者们。

郭鑫要离职了，在源头分类不成熟的这个阶段，二次分拣以每桶15元的价格，承担着大量的垃圾分类工作。然而，这些一袋袋分拣出的湿垃圾在后期处理中，一些仍然没有得到资源化处理，面临着处理能力、资金以及市场的多重压力。解决垃圾围城，实现资源化利用，政府、企业、居民，都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