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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产业如何应对“提质增效”?

2019-08-20 08:49来源:E20水网固废网作者:傅涛关键词:提质增效思考环境产业环保行业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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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产业已经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时代。”在2019(第十一届)上海水业热点论坛上,E20环境平台董事长、首席合伙人;清华海峡研究院生态中国创新中心主任;《两山经济》作者傅涛以“两山思维下的提质增效”为主题,在两山思维的指导下,系统解析了环境产业如何应对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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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根据傅涛现场发言整理:

新时代下产业提质增效的六大背景

论坛现场,傅涛从环境产业目前所处的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环境产业的现状。

第一,发展进入换挡期,产业需要潜水前进。

“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40周年,虽然成就举世瞩目,但带来的压力也很大。”傅涛表示,由于外部环境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如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等,造成改革越来越难,开始进入深水区。与其他行业相比,环保行业的环境还是相对乐观的,但也绝不能坐享其成,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就意味着产业已经失去了可以摸着过河的“石头”,到了潜水前进的关键期。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深度转型,正是发展的换挡期,产业的动力因素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傅涛认为,目前的要素流转速度在不断下降。他用“盖子理论”来形容目前所处的换挡过渡期。如果比喻中国有十个锅,其实只有五、六个锅有锅盖。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都呈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经济运转快,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有盖子的。一旦经济下行,资金流转变慢,就暴露了缺盖子的锅。如同击鼓传花,一部分没有盖子的企业就会面临严峻的考验,甚至破产。近两年就已经有十几家环保上市企业置换了实控人。这就印证了,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在粗放的路径上走得远。

环保行业本质上讲是环境公共服务行业,行业的甲方是地方政府或工业企业,行业的甲方原来一直是在被动性的释放需求。原来产业内的企业基本上只是追求最低成本、最快速度,达到排放标准即可。

随着城市发展模式和工业转型模式的变化,以及环保督察力度的加大等等,使得行业的两大甲方,从原来被动环保到主动环保,也深刻地影响着产业的供给。傅涛强调,这就需要产业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第二,产业战略完全居于国家战略驱动之下。

去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经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在此背景下,各个城市也开始陆续并入到这一战略之中,点状的城市发展,已经逐步走向链接,如“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启动。傅涛强调,任何城市和产业都不可能跳开宏观战略而独立生存。城市之间不再是单点的自我发展,而是手牵手一起协同发展。这一趋势让环境管理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域分割,有利于实现区域联动的绿色发展战略。

以此为基础,我们会发现,每一个行业的战略都在考虑国家的战略目标。“绿色”恰是所有国家战略的本底,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突破重大战略,另一方面也在强调绿色发展,强调不搞大开发,要做大保护。傅涛认为,这就决定,我们不能按照成本中心的思维对付绿色发展的战略,也不能用点状市场的思维来布局。

第三,生态环境仍然上升到政治高度。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带来很大的压力,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生态环境仍然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环境需求仍在持续释放。

第四,政府支付意愿加强,但支付能力萎缩。

傅涛强调,尽管中央层面不断加码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强化监管和督察,但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却在逐步衰减。由于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经济风险的控制力在加强,税收贡献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2019年计划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能够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变少,能够用于环境支付的部分就更少之又少。部分城市已经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开始收明年、后年的税。

因此2019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反复强调,政府要准备好过苦日子了。由此傅涛表示,这样的背景就促使环境市场模式的转型,简单依靠政府支付所支撑的环境产业是不牢靠的。

第五,环境产业资本套利的时代终结。

环境股的下跌,就是单一政府支付上市估值模式的终结。

傅涛表示,原来环境股是估值过高的板块,平均倍数达到三、四十倍。现在这一估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资本市场正在向美国市场、香港市场、新加坡市场靠拢,香港市场的平均倍数不到十倍,美国市场、新加坡市场更低。我国的环境股即便跌了一半,还在二、三十倍徘徊,傅涛认为,这一估值未来可能还会降低,向十五倍发展。

最近两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环保上市企业更换了实际控制人,是因为按照原来传统模式的融资已经不可持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回归产业的本质。

同时现阶段的“中美贸易战”不会是一个短期行为。而为应对中美贸易战,中国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非常强调金融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投资已经进入了后PPP时代。受严控金融风险的影响,前年开始,PPP迅速进入理性发展阶段,很多没有真正持续经营的PPP项目难以为继,很多问题也在这个环节暴露出来。傅涛强调,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以PPP为代表的项目融资都是不可靠的,环境产业的资本拉动是靠不住的。

第六,监管趋严,责任划分越来越清晰。

保督察的常态化和趋严性,在促进环境需求更大释放的同时,也给产业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很多产业问题也在环保督察的过程中暴露出来,如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的违规运营行为;污泥二次污染的责任问题,以及进水超标导致出水超标的责任问题等。

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立案处罚4万多家企业,罚款达24.6亿元。傅涛强调,对于环境企业来讲,违规行为的成本非常高,原来简单的项目扩张、低水平的运营都面临着巨大风险。

由此,傅涛也指出,以资产差价盈利的时代已经过去。

环境产业过去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很大一部分利润不是靠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靠资产增值创造的价值,至少有50%的效益来自于资产的增值,房地产的资产增值至少达到60%到70%,但是这个模式是不可升值的。傅涛表示,大公司原来做战略,基本先选择跑道,现在不仅要选择跑道,也要选择用什么车,用什么油,驾驶技术和驾驶环境如何。单一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按照同样的资产模式,不断寻找不同细分领域的路不通了。而是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布局来持续。

水业市场的未来在哪里?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污水处理从非常小的规模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但傅涛也强调,目前中国的污水处理只是规模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工程质量、运营质量,以及服务质量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差距较大。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国水体黑臭问题严重,城市内涝以及一系列治理问题等依然很多,傅涛形容“按了葫芦起了瓢”,环境治理往往抓了一个点,又冒出另外一个点,一直在徘徊之中。

傅涛认为,环境产业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时代,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潮流。这个潮流是对高质量,纵深化,过程化,精细化,系统化的追求,将迎来环境服务业的回归。

环境产业真正要做到提质增效,首先不能再是成本中心,要做价值中心。傅涛指出,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产业是客户的成本中心,每一个伟大的产业都要为客户创造价值。

其次,不能再是代工厂,要主动对接绿色转型。要进入城市发展和绿色化转型的过程和环节当中去。

三是,不能再是雇佣军,要做生态环境的主力军。傅涛认为,环境企业应该勇担生态环境建设的责任,成为主力军。

四是,不能只把达标作为服务目的,而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

提质必然带来成本的增加,那么提质后的价值和效益在哪里呢?

首先,提质的效益是系统施治的结果。

系统优化将带来更大的价值,如果只在行业内进行优化,可能带来20%到30%的成本优化空间。如果跨出自有的系统,从需求侧就开始优化,可能带来70%到80%的优化空间,甚至实现不花钱做环保。

真正系统性的服务,要打破专业分工,不能用综合代替系统,未来产业应该是面向效果的更加精准和科学的系统施治,更让用户感知价值的系统服务和方案。

傅涛指出,系统治理集中体现在河流治理与保护上。习总书记2014年提出了指导水资源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在长江大保护工作中,习总书记也提出了系统治理的思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区域协同”。

傅涛介绍,E20在上海做了半年多的河长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是能最好体现面向效果的系统施治的载体但目前河长制还没有做到位,从有名,到有实,到有效,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围绕河长制如何变得有实、有效,E20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发现河长制的治理和系统产生效果有密切的关联。

以前的河流治理面临三大难题:

首先就是系统问题。以往我们治理河流一直是九龙治水,部门各自立法,各自设立规则。要做好河流治理,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各个部门对水的施治,由一个河长、一个行政首长到彼此联动。

第二个难题就是协调的问题。我国是行政强权的国家,所有的行政权利集中在行政首长,行政首长再按地域进行分割。但河流是有上下游的,这就涉及了上下游的协同问题。去年年底,《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的发布,是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的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

第三个难题是支付问题。河长制涉及的大部分工作没有清晰的支付体系,加之非经营型PPP项目被关在了门外,大部分河道治理工作无法实现持续性的工作,支付难题更加突出。

围绕这个难题,傅涛带领团队在上海做了河长制的实践探索,探索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实现治理目标。创新性地提出了以“1+6+3”的实践路径为指导,即一个目标(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的系统目标)、六个统筹(规划、工程、运维、经费、监管、社会参与)、三个支撑(发挥河长办作用、智慧化手段助力实践、考核机制驱动落实)。傅涛强调,简单概括就是由九龙分治变成九龙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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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质增效的价值还体现在绿色转型上。

“要向过程要效率,”傅涛强调,环境企业应该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城市环境需求在加剧,但支付能力却越来越弱。这样的背景下,城市治理的效益需要在与城市绿色发展的融合中体现。

同时,工业市场的结构性兴起,也带来了工业企业环境需求的加剧,但工业企业环境支付并非萎缩,而是升级。如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工业市场的效益在产业绿色转型的内部。

第三,提质增效更大比例的价值体现在价值奇点上。

傅涛指出,要实现能赚钱做环保,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价值奇点。需要有效链接自然生态价值和社会生态价值的关键点。同时要具备成为价值奇点的要素:符合潮流趋势的出众、上善若水的时机把控、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

傅涛强调,环境产业是天生就在价值奇点之上的产业。E20环境平台也有一个愿望,希望帮助未来立足于环保行业的优秀企业,打造各自的价值基点,打造“一带一路”提质增效的灯塔。

原标题:傅涛:环境产业如何应对“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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