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拾荒江湖兴衰—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底层真相

李军来自河南固始，曾在北京东北旺卖过十年菜。随着中关村软件园拔地而起，菜场消失了。在亲戚介绍下，他进入废品回收的行当，这是个技术活，“有时看似是一块铁，其实是一块铜”，他花了一个月摸索和学会。此后一干就是十年。

收旧货也要通关系。废品回收的执照难办，大多数人无证上岗，难免被驱赶。挂靠正规公司太贵，还要服从管理。最后他凭着执拗的脾气立足单干。

到了深夜，满载废品的货车驶入位于西六环的废品回收站。这是一个藏在巷子里的大杂院，门口没有标识，走近才发现别有洞天：占地12亩的大杂院，被隔成十多个小院，分别回收纸、铁、铜、铝、易拉罐、旧衣物、塑料制品等。

夜幕中，李军要忙活一两个钟头，把分类好的废品逐一卖给各个打包站，也就是每个小院的所有者。

这不算一笔光明的买卖。

四环外原有82个废品交易集散地，这些交易点连接着城里的废品供应商和城外的废品加工厂。收购商从这里买走废品，运往河北、山东等地的废品加工厂，比如玻璃运到邯郸，金属运到霸州，塑料运到文安。

2016年，有81个废品交易集散地先后被取缔，仅剩下一家位于西南五环上的正规军。

交易点骤然减少后，外地收购商苦于寻找货源，而北京的废品却卖不出去。

李军说，从前，玻璃、木头、泡沫都能卖掉。现在，这些便宜的，或是体积大的、容易造成伤害的废品，已经逐渐退出了交易市场。许际才的流水线也不再分拣废塑料布、餐盒、橡胶鞋底了，尽管这些废品都有下游加工商。

废品回收得越少，垃圾就越多，这在北京垃圾增长量上也有所体现。交易点大批取缔的2016年，北京市垃圾增长率超过10％，而往年，这一数字维持在3％左右。

大多数交易不得不暗下进行，李军卖出废品的大杂院便是一个非正规的交易点。

一名废品回收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北京非正规的回收站最多时超过200家。现在大约还剩100家，它们陷入“被勒令拆除、死灰复燃”的循环中。它们越搬越偏，隐藏在六环外，等待城里城外穿梭的李军们——行业内将这些收集废品、将其分类和运往回收站的车称为打货车。

两年前，李军最常去的石景山衙门口回收站被拆除，他追随被疏散人员建立的新站，从五环搬到六环外。五环以内收废品的三轮车司机们没法驱车20公里赶到六环外的回收站，只能由李军这样的打货车司机扮演“二道贩子”的角色。李军告诉《财经》记者，相比五年前，他现在能收到的废品多出了三分之一。

李军的经验是，如果回收站多，打货车司机们可以分头卖货，免去排队，并且在站与站的货源竞争中获得更美好的价格。在回收站最少的时候，他和来自西城、海淀、丰台的司机一起，排过两小时的队，“夏天在车里等这么久，太费劲”。

2017年大兴“11·18”火灾后，北京南边的废品回收站曾被大量关闭，只剩下两家，队伍排出上百米。打货车司机们只好往昌平、河北燕郊跑，舟车劳顿和增长的油钱吞噬着他们的精力和利润，回到家歇下可能是凌晨2点以后了。

苦战、驱逐、萎缩

李军建了一个微信群，把藏在北京西边各个角落的打货车司机、回收站经营者拉了进来。

他的本意是，司机们能在群里相互知会，哪段路上遇到了交警查车。为了装载够多的废品，这些货车往往都超长、超高。

司机们交流起更多信息。打货车司机基本是李军老乡，群里时不时地有人要回固始，发送车找人或是人找车的信息。

哪家回收站关门了、哪里哪天几点新开业，他们也会发消息通知，免得有人白跑一趟。还有人把废品报价发了上来，最新的一条是，在某个打包站，干纸每吨收1350元，湿纸1200元。

打货车司机的小聪明成就了一个充分透明的市场，也成了一些打包站经营者们的噩梦。

“不知道多少人都想‘揍’他（李军）。”纸类打包站的90后经营者万宏俊（化名）说。

万宏俊来自一个东部省份的县城，在北京回收报纸、书本、纸箱子等，每天少则70吨－80吨，多则120吨。刚来北京为亲戚工作时，由于大棚里粉尘堆积，他十天就犯一回扁桃体炎，慢慢才习惯过来。

万宏俊本就厌恶打货车的行径。许多人送来的废纸里掺着沙子、泥巴、木板，还故意往里头层层浇水。货物数目庞大，废纸打包站很难做细致的分拣，一般只会把塑料袋、打包条等取出来。有时他明知有问题，也只能收下，不敢对这些司机说重话，怕他们不再光顾。由于坏纸比例高、杂质多，打包站曾多次被造纸厂扣钱——总价的15％、30％、70％甚至100％。

李军的微信群可以影响到大兴、丰台、石景山和昌平的部分地区，里面至少有15个不同的废纸打包站的人员。打包站都想多收货，只能拼价格，周边的价格都被带起来，谁带头降价50元，第二天货源就会明显变少，一天都瞒不过去。

经营废纸打包站的人们建过群。该降价的时候可以统一意见，可造纸厂一旦缺纸，如国内禁止进口废纸之初，或每年8月纸价上涨，打包站看到盈利机会，就会涨价、多收货。原先是悄悄地涨，有了群以后，所有人都知道了。

新开的回收站，为了吸引货源，有的发红包，有的赔钱收货，一周后再降价，也能留下一些把路跑熟的司机。但他们无法避免的是，一家家回收站倒下、重启，利润越来越薄，生意越来越难做。

掺假、价格战都不是致命打击，搬家才是。

打包站的经营者和帮手一般就住在站里搭起来的棚屋内，三四年时间里，万宏俊换过四个住处。

他最初驻扎在李军过去常跑的石景山衙门口，那里的回收站足有17万平方米，价格和利润稳定，但由于环境脏乱，2017年被政府拆除。有记者在暗访时发现，回收站存放着大量来源不明的液化气罐，回收电线时不会询问来路。这里有上百家打包站，光收废纸的就有9家左右，拆迁后，人们往哪儿走的都有，跑散了。

万宏俊接着在房山干了不到两年，在2019年搬到丰台某镇。只营业了28天后，他又被通知得搬离。同镇的另6个回收站，在镇政府勒令下，也四散去了其他地方。

他不敢怠慢，找到了四五公里外山上的一片地，过去曾有过打包站拖着不走、政府工作人员前来强制关停的案例。新的回收站在8月正式开张，他不免担忧，山路窄，不好走，拉两三吨货都挺费劲，电信手机打电话老断线，山脚下的一个回收站还在司机上山的必经之路上。定高价、压缩利润是他没办法的选择。

“一搬三年穷，搬两回离宣布倒闭也不远了。”万宏俊算了算，这次至少损失40万元。交给上一个房东的三个月租金没有退，还被赖着，即便合同里有退租约定。找挖掘机来浇筑地面一次性投入的10万元打了水漂。停工两个月，手下五个老乡兼工人每人每月的6000元的工资不能停。

他还丢了个稳定的单子。一家公司承包了固定街道的废品回收业务，手下二三十辆车原先都会到他那儿卖货。但这钱并不好挣，在他看来顶多算冲个量。公司的经理跟许多有名气的打包站有联系，擅长压价，每天也有人来找他收提成，一吨废纸50元或100元。

拥有万宏俊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在回收行当，能干多久、干到哪天，人们心里都没底。能开两年的回收站实属长寿。

和万宏俊一样，李军的忧心事也有很多。比如，他在北京没有社保，前景不稳定，也没有想好未来要不要交。再比如，他们家国三标准的卡车今年11月就没法上路了。旧车只跑了7年，他嘀咕着法定能开15年。报废一辆车给1万多元，买时花了8万元，再买一辆新车得花13万元，相当于一年白干。他也担忧，说不定哪天国四也没法上路了。

当初同他一起来北京干回收的老乡，大多数都改行了，开车、去印刷厂、回老家的都有。徐福声是李军的老乡，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近30年，最终选择了转行，原因是“没正规的地方，干不长，老是搬家”。

“一起干的人几乎少了一半。”李军说。

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北京拾荒者人数在2014年、2015年到达最高峰，有17万人，现在还剩不到10万人。近年来拾荒群体萎缩，有北京疏解人口的原因，有废品交易集散地大量取缔的原因，也有生活成本提高的因素。

李军也想过离开，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哪一行又好做呢？回老家啥活都干不了。地少，一年除了化肥、农药，最多能剩1万元，加上吃吃花花和红白事，还能剩下什么呢？”李军说。

正在消失的拾荒者

2016年，王维平发现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被列入了北京的禁限目录。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不行，得找市里领导反映。”

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被认为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唯一出路。为区分首都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北京市政府办公厅2014年7月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并于2015年底发布修订后的新版本。

“没有拾荒者不行”，王维平说，目前，北京的垃圾末端处理设施都在超饱和运行，北京需要拾荒大军这支队伍来回收废品，为垃圾减量。据王维平估算，拾荒者每年为北京省下37亿元垃圾处理费。如果没有拾荒大军，垃圾收集运输处理能力将不堪重负。2016年，81个废品交易地取缔后，垃圾量一下增长了10％以上。

2017年，王维平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反映了上述观点，建议修改禁限目录。

2018年发布的禁限目录相比2015年版进行了73处修订，对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关注度高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予以细化修订，给符合区域布局要求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产业保留了一定发展空间。其中在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中，对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中心、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等保障城市运行项目不予禁限。

至于那81个取缔的废品交易集散地，政府正在采取新措施。王维平说，北京市规划了12个－13个新的集散地。目前还没有到征地环节，等征完地还有一系列手续要办，可行性研究、环境评价、特许经营等，中间需要1年－2年的时间。

在王维平看来，从82个到13个，“为了控制量，也为了控制那些违法者”。

按照最初的规划，新的废品交易集散地外边，得挖一圈宽1米、深1.5米的防火沟。集散地里面要建一道墙，把生活区、交易区分开来，严禁在交易区里生火做饭。摊位之间按照废品种类隔开来。每个集散地里还要有两辆消防车。

不过还是有人提出包摊位的形式不行，出了危险管不住。所以摊位形式取消了。“现在的设计是，到了垃圾集散地，用几个传送带进去，再由人工来继续筛选，分选完了以后让他们卖去。效率更高了，也更安全了。”王维平说。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认为，城市里的拾荒者没有单位，也没有劳动保险，他们本身是需要让社会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让拾荒者一直存在。

“拾荒者迟早要消失，这恰恰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拾荒者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体现。在城乡差距很大、社会的保障不是很充分、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群体，“就像网上说的，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练得一身是本事？”

刘建国承认，拾荒者使城市垃圾减量，并且是以成本比较低的一种方式。但在他看来，其实成本是外部化了，“很多东西要全社会来担，包括对他们本身的健康医疗，污染环境的治理。”

刘建国称，很多回收、处置废品的作坊手续不全，缺少安全、消防、环保设备。过去管理的触角没有延伸到这些地方，助长了这个行业的生长。另一方面，拾荒者本身也在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因此，这样一种让垃圾减量的方式是不值得鼓励的，而应该找到一种更加文明、更加现代的方式。

拾荒者终会退场，但他们提供的功能仍然是被需要的。

刘建国认为，政府要把拾荒者纳入规范的管理当中，不能像过去一样，游离于监管之外。只有跟现代化的企业一样发展，才是有生命力的。比如有的地方，有环卫部门、企业吸纳了这些队伍，使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促进了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两网协同”、“两网融合”。

宋国君认为，垃圾分类应当作为一个职业，成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工作岗位，使得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人能获得健康、安全方面的保护。

生活垃圾分类就是一个契机。宋国君说，在生活垃圾分类的趋势下，会有大部分社会化的公司进入垃圾细分领域，比如一个社区里，厨余、其他垃圾分别单独拉走，可回收物还需要二次分拣，把不同的材质分开来。以台湾为例，从不分类到分类，在垃圾细分、回收利用领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许际才正在向社区寻找生机。他告诉《财经》记者，应对垃圾分类政策，他的出路是，把末端的分拣项目挪到前端，进小区、商场、学校去分拣废品。

但很多问题尚不确定。现在他位于六环的分拣项目，有宽敞的分拣车间、污水处理厂、便宜的职工宿舍，但工人到了主城区的小区、商场后住哪儿？废品堆放在哪儿？政府会允许他在市中心建分拣车间和污水处理厂吗？

“如果没有排污许可证，是不让你干的，因为现在对环保的要求很严。”许际才说。

万宏俊年初所在的那个回收站关停后，有人不死心，继续住在原处标着6元一天的集装箱板房里，观望这里是否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对万宏俊来说，逃离这一行，是一个选项，也是一次冒险。彻底离开，需要转让打包使用的机器，废纸打包机的价格为30万到70万元不等，如果后悔了想回来，未必有资金再重新投入。不转让，机器太大，也没处搁。

他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规划一些土地，把现在几乎都处于灰色地带的废品回收业正规化，利润可以少一些，至少能稳定下来，踏踏实实干一年。

他不知道这一天会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