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垃圾到底能有多大害 犯得着单独分类吗？

被忽视的有害垃圾

2019下半年，由于上海全面开始强制垃圾分类，垃圾分类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各种讨论中，大家关注点往往集中在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上，“有害垃圾”作为四大类之一却常常被忽视。甚至有相关从业人员认为，有害垃圾量很小分不分出来无所谓。

那么事实如何呢？

为什么有害垃圾常常被忽视？

有害垃圾不被重视的原因大致有两个——占比很小，管理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部门。

有害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占比很小。学术报告中评估的有害垃圾占生活垃圾的总量0.1%-1.18%。在目前已经开展垃圾分类的城市和社区，真正收集到的有害垃圾量更少，连0.01%都不到。

有害垃圾，基本可以等同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然而相对于工业产生的危险废物来说，生活源中的危险废物量相当于九牛之一毛。而生活源的危险废物分散在千家万户，收集难度却远大于工业源危险废物。

有害垃圾的收集是市容城管委（既环卫的主管部门，各地称谓不同）的管理范围，处置是环保部门的管理范围，运输则处于两个部门的交叉管理。对于主管生活垃圾的各地市容城管委来说，有害垃圾量那么小，自然把厨余和可回收物的分类做好才是重中之重。而对于环保局来说，重点也是要把工业源的大宗危险废物管好。

有害垃圾的界定

目前在不同城市的垃圾分类指南中，有害垃圾包含的品类有一定差异。本文所讨论的有害垃圾定义为生活垃圾中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回收价值较低的类别。

有害垃圾类别的一个示例（图片来源自网络）

这一版本将所有的过期化妆品都算作有害垃圾，而在很多城市的分类指南中仅仅将指甲油、洗甲水和染发剂列为有害垃圾。在国际上，确实有些国家和研究机构将所有的个人洗护用品都认为是有害垃圾，但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则只有部分是。

有害垃圾有必要单独分类吗？

既然有害垃圾无论是在生活垃圾里面，还是在危险废物里面占比都非常小，单独作为一类分类收集，又要多部门协调，是否有必要？

益科针对这个问题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发现已经有很多科研团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这些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可以确定这样两件事：

有害垃圾混入到生活垃圾中，确实给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周边增加了污染隐患；

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的污染防治措施不足以消除有害垃圾的污染。

我国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方式主要为填埋与焚烧，大部分生活源危险废物都混入了城市生活垃圾中，被以填埋、焚烧或非法转移和倾倒的方式处置掉。

非法转移和倾倒的处理方式违反法律规定，带来的危害毋容置疑，这里不再赘述。那么进入正规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后，有害垃圾是否会带来危害，许多科研团队都进行了研究。

来自成都理工大学的研究者们对1991-2014年的相关报告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并结合实地调研对我国32座城市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污染进行了评测。结果表明这些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被严重污染，被检测出的污染物共计99种，其中包括高毒重金属、细菌性污染物、药物污染物和农药污染物等等。该研究发现华中、华东、华北和华南的垃圾填埋场为地下水污染的重灾区，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垃圾填埋场污染相对较轻但地下水质量评测仍为较差[1]。

简易垃圾填埋场结构示意图。除了必要的防渗层外，还要对垃圾渗滤液进行收集和处置。 图片来源：环卫科技网

以过期药品为例

过期药品已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无论是国务院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还是各个城市的垃圾分类指南中都毫无争议地将过期药品列为有害垃圾。

南京大学、苏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和苏州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1至2012年对苏州市的240户居民做了系统性的跟踪调查，统计了该市生活有害垃圾的年产量，其中废药物、药品的量占到了生活垃圾总量的0.4%。[2]

而在未全面开展强制垃圾分类的城市，由于很多居民并不了解过期药品是一种有害垃圾（危险废物），绝大部分都混入了普通生活垃圾。

华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者们对上海某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进行了检测，共发现了14种药物。其中立痛定、美托洛尔、甲氧苄氨嘧啶、二甲苯氧庚酸等药物的浓度远大于美国、日本、挪威等其他国家所报告的渗滤液中的浓度[3]。

中国科学院和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的研究者们在广州某填埋场内的渗滤液中发现了高浓度的药物成分。并且在填埋场附近的蓄水池中检测到了大量的药物污染物（如磺胺类抗生素、布洛芬等等），污染程度呈现出随着与填埋场的距离的增大而降低的趋势[4]。

药物污染会带来什么问题？

以抗生素为例，流入环境中的抗生素会增加耐药细菌产生的几率。据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的报道，每年全球约7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据估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1000万，多于目前癌症死亡人数。[5]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者们对深圳、太原、西安、唐山、上海、重庆这六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了调研，检测五种耐药基因和七种抗生素抗性异养细菌。结果发现所有这些检测目标均普遍且广泛存在于这六个垃圾填埋场中，并且研究结果显示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细菌丰富，使得耐药基因更容易发生水平传播。[6]

是因为这些填埋场的污染防治措施做得不到位才导致这些问题吗？

首先有研究发现，填埋场的防渗层会发生老化，老化后可能会产生渗滤液渗漏从而污染地下水的情况[7][8]。

又有研究者用膜生物反应器技术（MBR）、超滤膜（UF）、紫外线消毒技术、高级氧化法技术（AOP）等四种传统方法处理了于上海某垃圾填埋场提取的渗滤液，发现这几项技术都不能彻底消除渗滤液中的抗生素抗性基因[9]。

除了药物带来的水污染，有害垃圾进入填埋场还会使大气排放中产生甲基汞和高毒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者们在2012年对贵阳市某生活垃圾填埋场中的调研发现，被填埋的总汞质量的1.96%会进入周围环境中，其中大多数都被释放入了大气中。并且发现在填埋场的排气管中的甲基汞浓度远大于全球背景下大气中的甲基汞浓度，表明国内生活垃圾填埋场可能是甲基汞排放的重要源头之一，而这些汞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是混入生活垃圾中的含汞废弃物[10]。

有多个研究者分别对北京[11-13]、辽宁[12]、上海[14]、西安[15]等地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做了调查，发现高毒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普遍存在于填埋场内的空气中。芳香族化合物和卤素化合物等气体的来源主要是混入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废物，如油漆、染料、杀虫剂、清洁剂、消毒剂等等。

有害垃圾被焚烧是否会有问题呢？

有不同的研究团队在2008年、2013年、2016年对国内部分大中城市的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汞排放问题做了调研，虽然这些生活垃圾焚烧厂所排放的烟气中汞的平均质量浓度低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中的50微克/立方米的限值[16]，但大多数焚烧厂的排汞排放因子与大气汞排放浓度仍远高于韩国与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烧厂[17-20]。除了部分焚烧厂的脱汞率的影响外，我国焚烧厂内入炉垃圾的含汞量要高于国外，也是导致我国部分城市的汞排放大于国外的重要因素。

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深圳某生活垃圾焚烧厂附近进行了长达一年的采样，发现位于距焚烧厂约一公里的农场的蔬菜中富集着铅和铬，浓度要远高于从其他城市转运来的蔬菜。采样调查还发现该焚烧厂附近的居民血液中的铅和镉远高于距离焚烧厂5千米外的居民，而这些焚烧厂附近的居民食用的蔬菜主要来源于附近的农场[21]。

有害垃圾应该怎么处置？

不同类别的有害垃圾有不同的处置方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固化填埋、高温焚烧、资源化利用三个类别。有害垃圾的固化填埋相比于普通生活垃圾的填埋，有更为严格和复杂的前处理工艺，以防范有害物质渗出到环境当中去。而有害垃圾的焚烧技术，相对于普通生活垃圾的焚烧，通常有更负责的前处理，焚烧温度要求更高，使污染焚烧得更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