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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电投所属上市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露天煤业”)发布公告,披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书》之法院裁定书的进展情况。协议双方为露天煤业、通辽市人民政府,根据裁定,露天煤业将一次性向后者汇入赔偿款2999.59万元、生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35万元。此外,2018-2020年,露天煤业预计累计投资2.61亿元,用于露天煤矿复垦绿化工作。
上述3亿元费用,还要从一则通报说起。“开一处矿山、毁一片草原、损一方生态”,这是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于2018年6月现场检查后,在《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霍林河露天煤矿生态恢复治理严重滞后》中的描述。督察组发现,自2013年以来,该矿陆续侵占破坏大面积草原,基本没有开展治理恢复工作,且当地国土资源部门6年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处罚。对此,整治、处罚等工作旋即展开。
截至目前,治理进展如何?问题有无得到根治?
“6年来复垦资金仅有419万元”
吨煤复垦投入曾低至0.01元
霍林河露天煤矿是我国五大露天煤矿之一,总产能约为8100万吨/年,占全国露天煤矿总产能的12.5%。作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型露天矿井之一,这里的环境问题却令人担忧。
早在2016年11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督察组就已点名当地存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粗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等问题,并明确要求整改。
但一年多过去,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在“回头看”时,发现整改工作远未到位。彼时,露天煤业矿权范围内的南、北两个露天矿,共占用、损毁草原面积67400亩,矿山开采在草原留下两处深度超过百米、总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巨型大坑,“生态破坏情况触目惊心”。即便是已开展治理的排土场,“部分只通过撒草籽进行简单恢复,边坡草木稀疏,大面积土层裸露,治理恢复效果很差”。
一位参与督察的人士回忆,督察组询问复垦费用等细节时,得到“吨煤拿出1-2元用于复垦”的回答。后据调查,2013年以来,霍林河露天煤矿占用、损毁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增幅达到14000亩,但6年来复垦资金仅有419万元,复垦面积仅为1483亩。其中,2017年北露天矿煤炭产量高达999万吨,复垦资金仅10万元,吨煤投入仅0.01元;南露天矿煤炭产量高达1799万吨,复垦资金仅85万元,吨煤投入不到0.05元。
为填补环保欠账,除了拿出2999.59万元赔偿金,露天煤业还承诺自筹资金,2018-2020年预计投资2.61亿元用于生态修复。围绕资金用法、修复计划等,记者向露天煤业发去采访函,但相关人士回复“不便接受采访”。
“被通报后,我们非常重视,请中国环境科学院编制了专项方案,还按照2018年不低于5元/吨、今后每年不低于2元/吨的标准提取矿山生态环境治理费用。治理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因矿区处于高寒地带,这个季节没法推进复垦,目前暂时停了下来。”该人士称。
“以产量来算,只有约1/3的露天煤矿能够真正做好生态修复”
“身为一家央企子公司,露天煤业非但没有做好生态修复,还被曝出一系列问题,着实让人震惊。真正的绿色发展不止表面重视,从另一角度也说明,矿山修复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向记者坦言,上述情况并非个例。
由于露天煤矿的开采需要征用土地,原生地貌被破坏、土体结构被扰动,且我国露天煤矿大多处于生态脆弱地区,恢复治理与生态重构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以产量来算,目前只有约1/3的露天煤矿能够真正做好生态修复。”上述人士称,另有1/3表现一般,剩下1/3做得较差、甚至不治理,“大型露天矿基本做得不错,部分治理水平已达到世界领先。规模越小的矿,对环境损害越大,治理也越难跟上。”
记者了解到,除了开发企业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监管工作也存在缺位。以霍林河露天煤矿为例,通辽及霍林郭勒市国土部门存在默许纵容行为,导致矿山生态恢复保证金无法足额征收;通辽市农牧业局、霍林郭勒市农牧林业局对违法占用草原问题排查不彻底、监管不到位,且两级农牧部门从未对企业违规占用草原问题进行处罚。当时在督察现场,甚至出现相关部门“对企业存在问题不愿说、不敢说、说不清”,及谎报、瞒报等情况。
“相关部门‘各念各的经’,监管工作一直未能形成合力。”上述人士进一步指出,应急管理部门注重安全、国土部门强调回采率、环保部门更关注治理本身,“但生态修复绝不只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综合治理、共同监督。”
这一说法,也得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胡振琪的赞同。“以复垦资金为例,通常参照矿山复垦方案进行估算,企业自行制定、主管部门审核。吨煤复垦投资到底多少才算合理,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真正把生态修复贯穿生产全过程,就不会出现大的环境问题”
“必须尽快加强露天煤矿生态修复,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不约而同指出,生态修复等环保工作应贯穿始终,不只是“破坏一处、恢复一处”,也不应仅限于“后治理”一个环节。
胡振琪认为,从设计、生产阶段起,绿色发展理念就应该作为重中之重,把生态修复相关内容纳入其中。“目前,开采是开采、修复是修复,前期设计方案更是较少涉及环境治理。如何减轻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什么样的地貌结构适用于哪种技术等,要从新矿山的设计阶段开始考虑,将环境保护与采矿工艺相结合,而不只是靠后期修复。”
在胡振琪看来,一座矿山环保工作做得到底好不好,重要评判标准之一,就是看其生产计划有无安排生态修复相关内容、日调度会议是否涉及环境保护相关工作。“调度会每天都开,产量、安全等内容每次都提,但有多少矿山会将生态修复纳入日常讨论?大到哪些地方存在生态隐患,小到哪些植被需要维护、哪些土壤需要浇水等,这些细节都应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又有多少矿山能做到?如果真正把生态修复纳入生产计划、贯穿生产全过程,就不会出现大的环境问题。”
上述未具名的专家也提出,源头入手,才能从根本解决露天煤矿生态修复问题。“不要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考虑减量化、资源化的新路。同时,强化采矿修复一体化核心技术创新,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以及生态多样性恢复、生物系统建设等,背后都离不开技术支撑。”
另有专家认为,根据现行矿业权制度,一个大的露天矿区通常被划分为若干小的露天矿田,加大了露天外排量,资源回收率反而降低。再加上空间有限,增加了二次剥离量,不但导致效益大大降低,也加重了对环境的影响。对此,建议露天煤矿尽量采取”宜大不宜小”的原则,在客观上减轻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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