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绿色印刷道路也得要有两点论-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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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基调。这就决定了加强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应该相辅相成，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应该积极采取节能减排措施保护环境，政府也必定会加强监管与加大处罚力度，以确保我国的长远发展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按照对包括印刷在内的11个存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VOCs）的行业征收费用的要求，从2015年岁末起至2016年10月，全国已有15个省份相继出台了收费办法。细细阅读，总感到还存在些难以说明白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崇尚两点论，借着围绕绿色印刷开展专题讨论的机会，也出于把此项工作做得更为得体的愿望，发表些意见，不当之处恭请指正。

关于摆正治理与维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印刷已有千年历史，印刷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即便是互联网终端普及导致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与阅读方式的改变，印刷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依然客观存在，行业现在需要的是顺势发展、适度调整。为此，在我国大肆渲染印刷对环境带来污染的时分，澳大利亚印刷界提出了“让印刷成为荣耀”的响亮口号，并制作出精美的宣传片，提醒世人如果市场缺乏色彩可能带来的种种不适。

正确认识印刷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要求印刷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注意保护环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应偏废。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解决知识青年返城后的就业问题，把印刷业提升到都市型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绿色工业是一种不完全确切的认识，那今天把印刷业贬斥到是导致环境污染的罪魁之一，以致不得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劳动技能竞赛同样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是矫枉过正，无疑会影响一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以上命题决非是不认同印刷业应该注重环境治理工作，而是强调应该协调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应该实事求是，而不是为了某一目的，比如为了按首都功能区要求做产业调整；为了压缩印刷行业的过剩产能；为了尽快扭转令人讨厌的雾霾状况；甚至是为了让领导感到你所在的部门并没白吃皇粮而有所作为，如此等等，人为地去夸大或缩小本已有定论的客观状况。

事实是自2010年以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下，印刷业一直在积极地推行绿色印刷，在完成了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十环认证，在所有的行业中走得还算相对靠前。忽然间，包装印刷业与石油化工业一起并列成为环境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无疑让整个行业有点“受宠若惊”，压力骤增。而且，处于经济下行期、成本上升期，在治理技术还未必十分成熟的时期大范围地去做此项工作，最终结果可能与愿望会有距离。

过度强调印刷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比照造纸业莫须有地给印刷业也戴上“高能耗、重污染”的帽子，甚至在劳动竞赛中将其打入另册，肯定会对行业的正常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就已经出现的情况看，至少在以下数个环节已经有实质性反映：政府扶持减少、银行贷款变难、企业招工困难、学生转科增加、新建企业环评要求苛刻。因为，他们对一个行业的判断更多来自于舆论传播的影响。

毫无疑问，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出现，宏观经济迟迟不见好转，产能过剩都对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容小视的负面影响。但愿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印刷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给印刷业在原有基础上的继续向前发展营造出一个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而不是适得其反。

必须防止把收费标准变相

成为招商引资的旗幡

城市化与都市病有着一定的关联，制造业的大量存在与城市雾霾也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岂能因为可能导致雾霾就取消一个行业的存在？在环境治理工作上也是如此，治标是图个眼前清静，治本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人们希望的是标本兼治，如若不能正确处理好标和本的关系，可能折腾了半天，最终也未必能达到有效治理的期望。

就在笔者撰写本文的时候，见到10月15日出版的《新闻晨报》，头版的标题就是《灰蒙蒙的天》，副标题：“北京空气质量指数昨逼近400，本周日上海开始受影响”。京沪之间相聚千里尚且如此，更何况密不可分的京冀之间。由此可见，雾霾流动影响的范围极大。新华社就此消息配发时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霾》，也提出为什么“北京俨然一座空气质量指数的‘高峰’”，主张有关部门“顺藤摸瓜主动查找成因”“找出治理雾霾的着力点”。

但眼下各地出台的向VOCs排放收费的办法总让人感到有点治标不治本。举例为证：按2016年度的收费执行标准，北京市每千克排放收费是20元，河北省是每污染当量收费2.4元，按法规明确的千克与污染当量间的关系为1∶0.95进行折算，河北省的标准相当于是每千克排放收费2.53元，两地标准的差距将近8倍。数倍之多的收费差距必定导致在北京无法生存的企业向河北流动，对企业来说，搬迁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说挥发性有机物的随意排放是导致城市雾霾的重要原因，那空气是流动的，处于河北包围中的北京焉能因印刷企业从北京搬至河北某地，就此减少了雾霾？恐怕是城门失火难免殃及鱼池。而差异化的收费标准完全可能成为发展地方经济开展招商引资的另一面旗幡，这似乎也有悖于制定这一办法的初衷。

其实，从各地已经公布的标准看，落差很大。着眼于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办法公布后已经出现印刷企业的迁移潮。以与北京收费标准同步的上海为例，有的搬至安徽（折算后每千克收费1.26元），因为那里的标准仅为上海的6.3%；有的则迁至贴近上海但收费标准不到上海20%的江苏（折算后每千克收费3.79元）。难道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就不吃人？难道安徽地区由排放对大气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比北京和上海地区小？而且小很多？这似乎都难以让人信服。倒是印刷总产值居全国之首的广东省因为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加之当地印协与政府有关部门反复沟通，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标准，还处于多方平衡中，力求既符合国家要求又能为企业所承受。

再则，现已出台标准的不少地区采取逐步递进收费的方案，给企业留出治理工作的时间，这是在为企业着想，是政府部门眼睛向下的表现，但确定的阶段性递进时间段普遍偏短，从选择方案到比价签约，从设备进场安装调试至正常投入运作，半年决非是不少治理项目所能完成的时间。如若指望所在地区政府给治理工作以资金扶持，仅是从提出申请到审核批准可能就不止半年。这当然不是埋怨政府的审批周期过长，而是主张从实际出发，给予企业的治理时间与递进收费的时间段适当放长些，让办法具有可操作性。

最近也看到有关报道提出，把现在的收取排污费改成收取环境税，两者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税收列入国家预算，与开支紧密相连，而目前的收费在有些地区是作为环境治理基金，取之于企业也用之于企业的环境改造。为此，这一改动应该慎重，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影响要作充分评估，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企业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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