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垃圾分类：“盆景”如何变成“森林” 怎样才能确保“一分到底”？

今年，静安、长宁、杨浦、松江、奉贤、崇明6个区将率先实施全体居民家庭“一严禁、两分类、一鼓励”，即严禁有害垃圾混入其他生活垃圾，日常干、湿两分类，鼓励资源回收。到2020年，上海所有区都要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90%以上的居住区垃圾分类实际效果要达标。

在这场“垃圾革命”中，怎样才能确保“一分到底”？从源头的投放，到中端的收集、运输，再到末端的处理，还有哪些“拖后腿”的地方？垃圾分类如何“进课堂”、“进家庭”，又如何从“盆景”变成“森林”？

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张文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尹良富，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博士赵唯伊，围绕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等话题与本报记者展开了交流。

垃圾“四分法”更值得推广

干、湿垃圾“两分法”是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看上去容易，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既然决定进行垃圾分类，不如一次性把工作做透，告诉居民什么是厨余垃圾，什么是干垃圾，最终是掩埋还是焚烧？焚烧的话，会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解放周一：各位居住的地方目前有没有实行生活垃圾分类？

尹良富：我所居住的小区，早在2012年就开始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这在国内应该算是领先一步了。

一个切身感受是，垃圾分类减量的指导工作必须有持续性。比如，试点初期，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带动下，小区居民的参与热情比较高。但大约半年后，垃圾二次分拣员嫌报酬太少，辞职不干了，此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员。没有分拣员的帮助，小区居民投放垃圾慢慢又回到不分类的状态。

这首先是居民的问题，很多人不能按照要求持续进行分类。同时，居委会也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

我所在的小区，不少居住人员是流动的。进进出出的租客，有些缺乏垃圾分类的意识，甚至还有人连把垃圾投进垃圾房、垃圾桶的习惯都没有养成。对于这样的情况，出租房屋的业主其实是有责任进行提醒的，但不少业主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居委会人员有必要跟进，提供垃圾分类的指导、教育。

解放周一：现有的垃圾分类标准，主要包括干、湿垃圾“两分法”和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四分法”。二者是不是各有千秋？

赵唯伊：个人认为，“四分法”更值得在上海推广。“两分法”实际上是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后续还要由专人来分拣，才能真正达到垃圾分类的目的。

尹良富：既然决定花精力和时间来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和减量，那不如一次性把工作做透，告诉居民什么是厨余垃圾，它的去向是哪里；什么是干垃圾，最终是掩埋还是焚烧；焚烧的话，会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还有哪些是可以回收再生的资源物，哪些又是有害垃圾。

“两分法”看上去容易，但操作起来也不简单。居民会产生更多的困惑，如厕纸该扔到哪里去、电池和塑料瓶可以放在一个垃圾桶里吗？对后续处理来说，一旦居民随手把有害垃圾丢进需要掩埋处理的干垃圾中，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解放周一：有人可能会抱怨，家里空间不大，摆不下这么多垃圾桶。

赵唯伊：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垃圾桶设计上下点功夫。这里，介绍一种不占空间的三段式多功能垃圾桶。

它是上下叠放的抽屉式垃圾箱，左右两侧还有几处可挂垃圾袋的钩子。拉开“抽屉”，最下面那个大一点的桶放塑料类垃圾，中间的放湿垃圾，最上面的放其他废弃物。两侧的钩子通常可挂装空牛奶盒和废纸袋。

解放周一：正确识别垃圾类型有什么诀窍？在产品包装上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些准备？

尹良富：最直接的做法是，相关部门制作一张带有磁性的清单式垃圾分类板，让每个家庭贴在冰箱门上。遇到疑问时，居民可按图索骥进行分类。

同时，厂家、商家也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如在产品包装上印刷垃圾分类投放的提示标语。为此，有关立法工作需要及时跟进，推动减少华而不实的“过度包装”，鼓励印刷准确、醒目的垃圾分类投放信息。

“净菜入城”可减少厨余垃圾

研究显示，“净菜入城”可以减少 20%的厨余垃圾。有关方面是不是可以提供补贴、普及无害化技术，指导农民在田间地头将不能食用的菜皮、结节直接清理并用于堆肥，再把经过保鲜处理的蔬菜运往各大菜市场销售

解放周一：按照规划，申城到2020年底将基本实现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居民区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上海为何如此重视垃圾分类？

尹良富：垃圾分类，是城市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中国早在2000年就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率先试点。但坦率地讲，实行十多年来，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其实，垃圾分类和减量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日本用了20多年，才形成全民参与氛围；德国把垃圾分类当成一项系统工程，大约40年才见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要在2020年实现垃圾分类的目标，挑战不小。

解放周一：数据显示，上海的日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能力为2.3万多吨，距离2020年的目标有近1万吨的缺口。面对这一差距，我们可出台怎样的对策？

赵唯伊：据我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垃圾处理方式所引起的。中国不少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依靠填埋，而填埋所需的空闲土地越来越少。

要破解这一“痛点”，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强制垃圾分类，增加资源的回收利用；另一个是引进高效垃圾焚烧炉，增加垃圾处理渠道。

研究证明，焚烧应该在垃圾处理上占更大的比重。经过焚烧后的垃圾体积变小、重量变轻，有的还可以作为肥料来使用。在国外，只有不能焚烧和资源再利用的垃圾才能选择填埋。

尹良富：垃圾处理牵扯到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但我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不全面实施“净菜进城”方式，以减少厨余垃圾排放量。

研究显示，“净菜入城”可以减少20%的厨余垃圾。为此，有关方面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补贴、普及一些无害化技术，指导农民在田间地头将不能食用的菜皮、结节直接清理并用于堆肥，再把经过保鲜处理的蔬菜运往各大菜市场销售呢？

解放周一：“硬件”到位后，“软件”也要补齐。但坦率地讲，面对垃圾分类，还是有不少市民表示“分不动”、“没空分”或者“不高兴分”。

张文明：这里的“硬件”不是单指垃圾收运及处理等设施，还包括从法制环境这个前端硬件入手来解决如何抑制垃圾产生。实践证明，建立系统的细分类法律很重要。

例如，日本到目前为止已建立近20部法律来规范垃圾问题。其中，近20年就相继出台了7部法律，核心思路是从源头上抑制垃圾的产生。在此基础上，再来进一步讨论市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及行动这个“软件”。

可以说，在垃圾投放这个问题上，难免存在“匿名便利”的心理。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前期，不少市民也不把垃圾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但是，两个著名事件使得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一个是“东京垃圾战争”，一个是“水俣病事件”。

前者是因为垃圾处理厂的建设，东京都杉并区居民与作为垃圾堆放场的江东区形成尖锐对立；后者的历史影响更是众所周知，民众认识到保证生活质量的发展才是有意义的。由此，日本社会着手解决两件事：一个是信息公开，一个是公众参与。

信息公开主要是以市、町（相当于街道）、村为单位公开本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垃圾种类、垃圾量、垃圾处理费用等。在公开的基础上，建立市民垃圾分类及处理委员会（包括专家、学生、家庭主妇）、市民垃圾非法投弃监督员、市民垃圾对策提案委员会等。滋贺县长浜市的一项记录显示，该市各种垃圾处理问题的活动每个月有40次之多，差不多一半市民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垃圾问题讨论。

尹良富：对闵行区古美街道、梅陇镇等20多个小区进行的实地调研显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居民自觉自愿地遵守规则、不折不扣地执行规则，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排放。

我曾对日本东京都国分市进行过相关调研。登录该市官网，可以看到1300余种废弃物品的“分类辞典”，并对应“可燃、不可燃、资源、有害”等归属进行列表，以供居民在分类时进行参考。居民按照标准分类后，还需要依据约定的垃圾收集日历进行定时、定点投放。如果错过时间，就只能乖乖地拿回家里；家具、修剪树枝等大型垃圾，还必须付费申请搬运。对违法排放的惩罚也是比较严厉的，违法者不仅会收到罚单，而且会被周围邻居“看不起”。

可见，一个好习惯的养成，不仅需要“有心人”的积极参与，而且有赖于相关部门开展细致的指导工作。要把“分类减量”落实到每一个家庭，让“麻烦事”变成“分内事”，甚至要让人真正体验到什么是“人眼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