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垃圾分类：“盆景”如何变成“森林” 怎样才能确保“一分到底”？-第2页-北极星固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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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垃圾箱应当逐步减少

日本街头垃圾箱减少只是近10年才出现的事情。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政府在垃圾处理上的开支。对上海来说，街头垃圾箱也应当逐步减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过多的垃圾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鼓励产生垃圾以及随意丢弃垃圾

解放周一：据说在日本，一个矿泉水瓶要扔三个垃圾桶。如此烦琐的步骤，日本人是怎样执行到位的？

赵唯伊：在日本，一个矿泉水瓶确实要扔三个垃圾桶。如果是茶饮的话，还要用水把瓶冲洗干净才能扔掉。由于从小就认识到资源再利用的重要性，这样做日本人并不觉得麻烦。

关键在于，日本把环保理念贯彻到了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在日本的“社会”课本中，从吃饭产生什么垃圾到这些垃圾运往何处，又是怎么处理的，都有详细讲解。同时，还强调如果不处理这些垃圾就会危害人类的生存，等等。

作为“社会”课程的一环，学校会带领三年级的小朋友到垃圾处理厂去参观。在那里，孩子们会见到各个种类的垃圾，看到垃圾处理流程的录像，从而能更深切地体验到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性。

张文明：实际上，这样的回收过程可以说是回收企业和生产企业基于利益而精心设计的准营销手段。企业会与地方行政机构合作，在便利店、自动售货机周边分别设置对应饮料瓶、瓶盖、包装塑封的透明回收篮。

一方面，它利用了人们对色彩的敏感度，使得分类更加容易操作——三个回收篮分别是五颜六色的瓶盖、洁白的瓶体、花花绿绿的塑封。另一方面，它利用了人们的从众心理。同时，要确保这一点，一个重要前提是减少垃圾箱的设置，从而让人在投弃饮料瓶时只能找到这种 “一分三”的投弃渠道。

解放周一：说到公共场所减少设置垃圾箱，很多去过日本旅游的人有一个同感：日本的街道很干净，却很难看到垃圾箱。这是为什么呢？就上海而言，公共场所的垃圾箱数量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赵唯伊：在日本街头减少垃圾箱设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政府在垃圾处理上的开支。日本不提倡在路面设置垃圾箱，但会相应增设“请把垃圾带回家”的提示牌。

张文明：日本街头的垃圾箱也不是一直这么少，垃圾箱减少只是近10年才出现的事情。好在，日本市民对此表示“非常赞同”。很多地区甚至明确，公共场所丢弃垃圾是违法的，包括投弃烟头。

对上海来说，我觉得街头垃圾箱是应当逐步减少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过多的垃圾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鼓励产生垃圾以及随意丢弃垃圾。

解放周一：但也有人提出，即便认真按照标准进行垃圾分类和投放，环卫工人最后还是会将它们混在一起倾倒运输。

尹良富：现实中，确实存在“一股脑”倾倒垃圾的现象。改变这一现象，比较好的办法是提倡清运车辆分时段进行清运。比如，早晨清运干垃圾，其他时段处理厨余垃圾。但是，这可能会增加一些运输和人力成本。

就现阶段而言，建议有关部门明确“二次分拣”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地位，合理核定和发放分拣劳动报酬，适度提高分拣工人的收入水平。同时，小区内垃圾桶可套上依据垃圾分类不同而相应设置的不同颜色的塑料袋，便于保洁员清理。

不能只寄希望于“严罚”

收费是否是“利器”，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如何确定每一户家庭的排放数量？是按户籍人口还是按实际居住人数？对于个体，还是要以鼓励为主。例如，是否可以补贴家庭购买生鲜垃圾处理机，来推动厨余垃圾直接转化为花肥等

解放周一：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制度，实施分类垃圾和混合垃圾的差别化收费政策，是推进垃圾分类的“利器”么？

赵唯伊：在日本东京都立川市，2007年以来人口年年增加，但垃圾总量年年减少。这是因为，2013年末，立川市实行了垃圾回收收费政策，扔资源垃圾以外的垃圾要买专用垃圾袋。

收费虽然不高，却使人们更加注意垃圾分类和减量。比如，厨房垃圾有可能带水，焚烧时会消耗更多能源，因此政府提倡“在扔之前再挤一下水”。收费以后，大家就很自觉地“再挤一次”。

尹良富：收费是否是“利器”，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如何确定每一户家庭的排放数量，是按户征收还是按人头征收？按人头征收的话，是按户籍人口还是按实际居住人数？这牵涉公平性的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试点进行垃圾袋分发，由此建立家庭垃圾投放跟踪机制。每个垃圾袋表面印上这个家庭的独特编号或二维码。有关方面定期抽查，并根据结果对做得好的家庭实施奖励。

解放周一：也有人建议，要像抓交通违法整治、特定区域禁燃鞭炮那样，对不按规矩投放垃圾的人给予惩罚。

张文明：这一建议，操作起来其实是有难度的。通常来说，罚款较适用于经营性单位；对于个体，还是以鼓励为主。但鼓励措施需经过仔细研究，要广泛听取市民意见。例如，是否可以补贴家庭购买生鲜垃圾处理机，来推动厨余垃圾直接转化为花肥等。

尹良富：在垃圾分类处理的推进中，针对“明知故犯”者，眼下是缺乏强制限制措施的。建议组建由市容执法部门、街道、居委会和志愿者多方参与的社区垃圾分类和减量指导、监督团队，作为一项固定工作模式坚持下去。

赵唯伊：对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补充介绍一个“日野模式”。日野市位于东京都多摩地区，是一个有着17万人口的卫星城。为了确保垃圾减量的长效机制，该市专门成立了行政部门和市民的互动组织——“推进垃圾减量市民会议”，每月第2周的星期四晚上开会，居民可自由参加、互通信息。

2006年3月8日的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个是政府部门通报年度垃圾产生量预测情况、召开废物减量推进人员研修会，另一个是介绍居民自带购物袋的情况及其他城市购物袋收费制度实施状况。

研究这一模式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政府部门应该持之以恒地展开普及说明和劝导工作，而不能只寄希望于“严罚”。

解放周一：垃圾是废又是宝。在垃圾资源化利用上，又该如何发力？

张文明：坦率地讲，垃圾资源化利用需要政府的补贴，需要打造“限制垃圾产生—政府补贴回收企业—回收企业参与商品设计”的循环过程。

赵唯伊：可回收利用的垃圾中，塑料占比最大。为此，可兴建更多现代化垃圾处理厂，确保塑料垃圾得以循环利用；可鼓励和支持相关企业设立资源再利用部门，明确“自家产生的垃圾由自家处理”，让企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此过程中，有必要提高垃圾处理、利用设施的环保标准，并建立环境补偿制度。

解放周一：在人与垃圾的关系上，长远来看是不是应该提倡一种“低欲望”的生活态度？

尹良富：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相继颁布两道敕令：一个是规定法语为官方语言，另一个是禁止市民在街道倾倒垃圾。前者针对精神层面，清理的是“不雅”的词句；后者针对物质层面，清除的是“不干净”的城市垃圾。

这一历史事件颇有象征意义。只有全社会真正行动起来，我们的垃圾分类才不会只是打造一两个“样板小区”，才能推动垃圾分类从“盆景”变成“森林”。

张文明：“低欲望”的生活态度不是靠提倡就能做到的。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对此有过深刻论述：“低欲望”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生命历程及生活阅历使然。个体的欲望千差万别，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总的来看，还是应该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应该通过教育和宣传让人们认识到垃圾的危害，认识到垃圾问题不是他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建议“消费降级”，不如讲透垃圾问题的严重性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让人们真正理解垃圾分类的积极作用。

原标题：垃圾分类：“盆景”如何变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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