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院士：中国愿景——从“无废城市”到“无废社会”

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5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11+5”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名单。那么，“无废城市”的理念从何而来？希望通过“无废城市”实现什么愿景？6月6日，《环境与生活》杂志采访了中国“无废城市”发起人之一杜祥琬院士。

6月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接受《环境与生活》杂志采访。 季江云/摄

6月6日上午，《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来到北京市应用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杜祥琬院士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本刊采访。

杜祥琬院士是应用物理和能源专家，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早在2017年上半年，杜祥琬就与刘旭、钱易、陈勇、郝吉明、侯立安、贺克斌等多位院士一起，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呈了《关于通过“无废城市”试点推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建设“无废社会”的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要批示，决定由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牵头推进实施。

让社会从资源消耗体变资源循环体

现年81岁的杜祥琬院士至今仍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今年刚好是他从事科研工作55周年。采访从“无废城市”的来龙去脉开始。《环境与生活》记者问杜院士：“现在大家常说不忘初心，您当时向中央提出‘无废城市’建议的初心是什么？”

杜祥琬院士幽默地说：“很多人都觉得奇怪，我一个搞能源研究的，却搞起了垃圾。现在流行一句话，其实没有废物，废物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产生量巨大，处理不当既会造成资源浪费，更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严重危害。”

杜院士解释：“废弃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是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明显标志，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更是提高公民素质的有力抓手。我们的社会当前是一个吞吃资源的消耗体，很多资源和能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这就需要把社会从资源消耗体转变成资源利用的循环体。这也是我们建议从‘无废城市’做起，最终实现‘无废社会’的意义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旨在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

在我国台湾考察受触动

2005年，身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杜祥琬院士参加中国工程院和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合作的“可再生能源与环境”项目。在瑞典考察时，杜院士发现当地的垃圾处理水平非常高，49%的垃圾用来焚烧发电，36%垃圾用来做沼气，14%的垃圾用作有机肥料，只有1%实在无法资源化利用的，才最终填埋。

杜院士说：“但是，当时瑞典的垃圾处理和资源回收经验还不足以让我有很深触动，因为东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异，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垃圾中汤汤水水很多，影响资源回收利用。但后来我去了台湾，发现他们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做得很好。”

台湾八里垃圾焚烧发电厂因风景优美，已成为婚纱拍摄的“网红地”。

在2013年前后，杜院士去台湾就两岸可再生能源与环境合作项目进行考察。杜院士在台北、新北和台中都看到，当地的垃圾处理从源头上就做到减量化，在此基础上严格分类，资源的回收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例如，生活垃圾可焚烧发电，建筑垃圾可以回收再做成建材，电子垃圾可以从中提取贵重金属。这让我很有触动，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生活方式基本相同，台湾同胞能做得很好，我们大陆这边一定也能做到。”

另据报道，我国台湾的人均垃圾产生量约为0.4公斤/天，仅是大陆人均垃圾量的1/5。

杜院士后来有一次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关于固体废物处理的学术论坛，他在会上说：“工信部提出‘智慧城市’，住建部有‘海绵城市’，气候司推动低碳城市，我们环保系统是否可以提出‘无废城市’？”会上，当时环保部的一位同志对这一倡议深表赞同。这也坚定了杜院士提出相关建议的决心。

没想到中央领导批示这么快

杜祥琬院士说：“在做了充分的调研后，大约在2017年上半年，我与刘旭、钱易、陈勇、郝吉明、唐孝炎、侯立安、贺克斌院士等多位院士，联合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通过‘无废城市’试点推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建设‘无废社会’的建议》和《关于建设‘无废雄安新区’的几点战略建议》的两个院士建议。中央领导很快就批示了。批示之快，让我们完全没想到。此后，由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牵头制定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协同其他多个部委实施。”

自国务院今年初下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方案》起，各省积极响应推荐候选城市，杜祥琬院士说：“我们提出‘无废城市’的建议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前面说的中央批复之快，我们没想到；另一个是地方上响应之积极，也是我们没想到的。国务院通知下发还不到一个月，就有60多个城市报名参选。”地方某市的负责人甚至对杜祥琬院士表态说：“我们一定要争当无废城市试点，当不上试点城市也要做这件事。这是对我们发展理念和水平的鞭策和提升。”

建设指标体系避免一阵风

今年4月19日，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与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登记管理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专家论证会。专家组一致认为，“指标体系”能够较好指导“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建议尽快试行。

杜祥琬院士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咨询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参与该“指标体系”的多次专家论证，他对《环境与生活》记者说，这个体系设立了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置、保障能力、群众获得感5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再分设二级和三级指标，逐级展开，层层推进。

今年4月29日，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确定了11个城市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分别为广东省深圳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安徽省铜陵市、山东省威海市、重庆市(主城区)、浙江省绍兴市、海南省三亚市、河南省许昌市、江苏省徐州市、辽宁省盘锦市、青海省西宁市。同时将河北雄安新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福建省光泽县、江西省瑞金市作为特例，参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一并推动。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11+5”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根据“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方案的要求，这些试点城市将探索建立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为建设“无废社会”奠定基础。

有网友担心，“无废城市”试点会不会是一阵风，风头过后，一切照旧。那么，“无废城市”试点究竟应该如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针对这种担心，杜祥琬院士耐心地介绍：“在无废城市考核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它又分为二级和三级总共四五十个分指标，涵盖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需要大量的群众意见反馈，不是一阵风就能完成的。在让群众满意的基础上实现固废的资源化和减量化，这才是我们建设无废城市的意义所在。”

垃圾焚烧厂也可变成优美风景

据生态环境部2018年12月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年报》统计，全国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1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010.1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78.1万吨，生活垃圾产量则高达2.01亿吨。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里绿树如茵，空气中没有烟尘和异味。 季江云/摄

从“无废城市”试点逐步过渡到“无废社会”，杜祥琬院士认为有三大效益。

第一是环境效益，固废减量化可有效缓解多地“垃圾围城”的局面，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他举例说，只要脚踏实地做好工作，垃圾焚烧厂也可以变成优美的风景。我国台湾有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于环境优美而成为当地民众拍摄婚纱照的“网红地”；

第二是经济效益，把原本要浪费的垃圾加以循环利用，获得资源和能源，就体现了经济价值。

“第三，也是我最看重的，就是社会效益”，杜院士解释，社会效益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挑战和促进，要把垃圾问题管好、管实，就需要引入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处理等手段来提升管理水平；二是包括老人、儿童、保姆等群体在内的公众都能做到垃圾减量化和严格分类，“这将大幅提升公民群体的文明素质，社会意义非常深远。”

中国发展之路必须迈过这道坎儿

在展望从“无废城市”到“无废社会”的美好前景时，杜祥琬院士也指出了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面临长期性和艰巨性，“不要指望这十几个试点城市和地区在两年内就实现‘无废’了。在这短短的两年里，这些地方要理清思路，选择关键技术，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公众观念转变等，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那么，“无废城市”建设在推进过程中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杜院士认为，从源头上看，主要是让公众从观念上转变，认识到垃圾减量化和严格分类的必要性，并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具体可考虑用经济手段来鼓励居民做好减量和分类，做得好的要奖励。对做不到的给以相应处罚；在中间环节上，确保已经严格分类的垃圾不再混合，确保在提取有用资源时不会形成二次污染等；而在末端的垃圾焚烧环节，焚烧发电技术要做到位，坚持环保标准，加强监管，可以把二噁英和飞灰等问题解决好。。

在采访的最后，杜祥琬院士总结道：“从‘无废城市’试点实施直到‘无废社会’，这是一个美丽的事业，但也面临一系列困难，在技术、管理、公众观念等各方面都有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坚忍不拔、认真求实、稳步推进，一大批干部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这也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发展之路上必须迈过的一个坎儿。”

杜院士腰背挺直，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仍精神饱满。采访结束后，他执意送记者出来，走起路来步履轻快。记者忍不住问了一句“您真的有八十高龄吗？”杜院士哈哈大笑地说：“我怎么也是八零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