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北极星固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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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垃圾？”

这不是一个段子，是许军这样的沪漂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早上七点，他拎着两袋垃圾下楼，朝小区最里面的垃圾厢房走去。黄马甲阿姨就会守候在那里，并向他发出这个“直击灵魂的拷问”。

在黄马甲的监督下，许军把夜里吃剩的外卖、果皮，倒进湿垃圾的窗口，并沥干垃圾袋，连同他手里的另一包装着纸巾、卫生巾的垃圾，扔进干垃圾的窗口——这是湿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之外，第四类垃圾的统称。

像前两天一样，黄马甲阿姨围了上去，翻开了他的垃圾袋，仔细检查起来。许军预感到这样的场景，急急地跑开了。

在上海这场垃圾之战中，干湿垃圾是重点被监控的对象。整个上海都在极力确保干湿垃圾能够走向各自的终点。

网上流传的上海人倒垃圾之歌

眼下小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黄马甲个个富有热情，一丝不苟，除了引导投放，他们还会挨个检查。

这也是许军感到难为情的地方，每次想起自己的垃圾被保洁和一众志愿者检视，他就有一种公开凌迟的感觉，尤其是有次阿姨翻出了一只避孕套，并半开玩笑地说：“这是要沥干的呀。”

许军是垃圾分类的坚定支持者，他欣慰于小区环境在短短一个月的急速改变，但也看到了这场运动让人尴尬的地方，比如不合理的投放时间，引得一句“996不配扔垃圾”的调侃；比如以上所经历的场景，让他意识到，个人隐私与公共议题产生了一丝诡秘的越界。

楼组长也跟他们诉苦，“我们也很累的呀，谁不期待垃圾分类进入常态化？现在正是集体习惯和卫生环境的决战时刻，”楼组长给他描绘一个蓝图，“等以后人人都养成好习惯，也不需要那么麻烦地管理和监督了。”

1 个体与系统

6月以来的上海，垃圾成了全城议论的话题，垃圾分类经过各路段子手的包装，俨然成了一个网红。“相亲不看年薪不看房，看你会不会做垃圾分类”这样的段子更是层出不穷。

调侃归调侃，但上海搞垃圾分类是认真的。这种认真，让许军有一种复杂的切身体会。

6年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许军，也带回来他做垃圾分类的习惯。那时候，小区只有楼道里一个垃圾桶，所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都统一收走。后来，他只好把分好的垃圾带到小区门口分类垃圾桶里。

但他观察发现，清运工仍混装运走。从网上披露的信息看，他的垃圾，最终被压缩到集装箱里，运到老港固废基地，完成焚烧仪式。他的仔细和用心，就像一粒小石子，沉入了大海。

可事实上，垃圾进入焚烧和填埋基地前，最终还得经过人工的分拣。跟他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无奈的恶性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经典的反差：上海城市调查总队研究发现，上海市98.9%居民表示自己愿意做垃圾分类，复旦大学一项调查数据——只有不到20%的居民正在做垃圾分类。

许军也开始“摆烂”了，他开始认定，这是他无能为力的事情。

就像《废品生活》的作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在一席演讲上谈到，普通人做垃圾分类为什么难，一个原因是我们卡在城市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里。

微小的行动可能带来环境的改变，但系统如果不跟着变，一切注定是无效的。

上海垃圾系统的变革，自去年以来开始显影。

根据去年12月10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截至11月底，上海已规范配置湿垃圾收运车650辆、干垃圾收运车3000辆、有害垃圾收运车15辆，全部实行指定种类垃圾的专车专运。

这是《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出台的第一年，全市日湿垃圾分出量为4400吨，比2年前多了近2000吨。

到了今年6月，这个数据达到6220吨/日。分离出来的湿垃圾，就地资源化作堆肥处理，不仅可以减轻垃圾焚烧和掩埋的危害，同样起到垃圾减量的作用。

截至6月，上海每天有5050吨湿垃圾得到了资源化的处置。

网络流传的“小龙虾身后事”示意图，不过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很快回应称，小龙虾的各部分统统属于湿垃圾。

在许军小区外的马路上，垃圾桶从回收、不可回收换成了干、湿的标识，湿垃圾的清运车，每天也会定时经过。尽管小区动静还很迟缓，但风声已经开始传来，“新生活运动”要开始了。

时隔5年后，许军重拾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2 垃圾桶的战争

上海垃圾分类在2012年掀起过新一波垃圾分类的热潮，2014年还出台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办法》，但这是个部门规章，实际推动作用不大。

2017年年底，上海开始筹备垃圾分类的立法，一年多以后的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正式通过，并预计于今年7月1日实施。

就这样，垃圾分类将进入一个强制时代。此时整个社会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上海市政府还放出豪言，在2020年，90%以上居住区实现垃圾分类达标。

事实上，这种底气来自各个地区的试点经验。2012年以来，上海就有零星的社区开始实验和探路。到2018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静安、长宁、杨浦、松江、奉贤、崇明6个区将率先整区域推进垃圾分类。

横亘在各个试点小区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垃圾桶。上海市各个小区方案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操作：撤掉楼道和小区地面的垃圾桶，设置统一的投放点，由志愿者等角色引导和监督，迫使居民完成习惯的改变。

但是，垃圾桶撤还是不撤？这个问题是所有小区无法避开的，它纠缠于业主、业委会、物业和居委间，可以说是硝烟弥漫。

2013年，NGO组织爱芬环保曾去上海市中心一个社区推行垃圾分类，那是一个高层小区，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高楼的桶撤下来。居民会议上，居民们一听说要撤桶，很不高兴，会还没开完就离席了，“我们站在那里，面面相觑，也很灰心”。

这是一个1300多户的小区，此前已经实施过垃圾分类，原本以为会很顺利，但团队调查发现，所有的垃圾分类，其实是由保洁员完成的，居民参与度接近于0，他们对垃圾分类，只有一个模糊印象。

爱芬环保的创始人郝利琼告诉《南风窗》记者，高楼撤桶、多层并点，是垃圾分类的基础条件，点位减少，集中起来才能便于管理和监督。但当时，撤不了桶，大家只坚持了大半年，依然没有进展，半年后项目结束，他们退出了那个小区。

这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惑，这个小区，大多是高素质的人，干部、老外居多，但有素质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件有素质的事，似乎就陷入了困境。

五六年以来，桶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方案，随着试点范围变广，围绕垃圾桶的争议，更变得怨声载道。有的小区里，愤怒的居民直接把垃圾砸到了物业办公室。

古北物业的物业经理何忠雷对此深有体会，他管理着两个小区——强生古北花园、华丽家族古北花园，这是两座比邻而居的高档小区，居民以公司高管、干部、外籍人士为主，宣传垃圾分类时，所有人都支持垃圾分类，也都有过垃圾分类的素养。

但当提出撤桶时，反对声接踵而至。强生的居民把大字报贴到楼道里，而华丽家族的居民则拿着物业合同发难，声称物业公司违反每天清理垃圾两次的服务条款。

当时垃圾分类尚未立法，在极具契约意识的居民面前，物业也犯难了，不得不到处游说居民，拟定一个垃圾分类的公约。

原标题：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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