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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能不能拿到好项目，如何与地方政府持续健康合作下去是道复杂的应用题

发型债券是盘活PPP项目的好方式，但AAA与AA+级别的债券发行主体中，国有企业占据压倒性优势

PPP模式在司法上的考量值得商榷。一旦出现纠纷，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

经过近两年的“消化吸收再创新”，PPP已经成为了基础设施、环保领域重要的口头禅。如今，上到政府高层、下到平民百姓，再谈起PPP，似乎已不再是太新鲜的事情了。甚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对外招商的介绍中，也明确用中文表述了其对PPP项目的鼓励政策与已有经验。

然而，在当下PPP案例样本中，民营企业的身影却并不多见。

这几年已接手百余个PPP项目的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印象中只有浙江某地的一个项目有民营企业参与，该项目正在进行，但“规模并不大”。

而按照国中水务常务副总裁周建和的估计，目前全国开展的PPP项目中，只有不到5%的“社会资本”来自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

实际上，即便是民营企业中的翘楚——民企500强，也只有59家在PPP模式上有所实践。

为何在PPP模式浪潮袭来之时，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65%左右、对市场变化和政策极其敏感的民营企业，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优势呢?

盈利问题最为揪心

目前，财政部已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PPP模式，评审已确定两批223个、总投资8146亿元的示范项目。而国家发改委的项目库，也早早地突破了万亿规模。

而记者日前对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贵州等七省发改委为民企挑选的项目进行了大致了解，盈利能力较强的项目，预期收益率普遍为8%-9%，稍低一点的项目也大概在4.9%-6.5%左右，而湖北襄阳公路大桥项目13.76%的预期收益率就不多见了。

根据2014年民营企业500强的分析报告，其净资产收益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平均水平也达到了14.04%，超过目前大多数PPP项目能带来的回报。

尽管如此，在全国工商联、国家发改委10月20日共同召开的推介会上，多位民企负责人还是向记者透露了参与PPP的积极态度，甚至有企业感慨“如果能拿到合适的项目就好了”。

实际上，去年记者曾与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交流PPP相关事宜，但当时他并不知晓PPP更不知应如何操作PPP项目。有意思的是，如今该公司的副总裁来到此次推介会，并已开始初步布局。

但截至记者发稿，相关PPP项目签约的消息始终没有传来。那么，为何一些大型央企、商业银行参加的PPP推介会，怎么总是捷报频传呢?

有央企负责人透露，大型央企集团都有用于PPP投资的专项资金，“我们有1200亿元资金运作PPP，目前还有几百亿元没花，我们不差钱，差的是项目。”E20环境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则认为：“国企有扩张冲动且不差钱，往往以后再议价。”

对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可以使其成为PPP项目的债权人，获得利息收入，投行资金的介入又能使其成为项目股东，获得股息收入，有助于调节银行收入结构。财政部去年11月30日公布的首批30个PPP示范项目中，西南某省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遭到了包括国有大行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的争抢。这些金融机构的逻辑是，毕竟这是财政部的试点项目，通常“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因此是有政府的隐性信用背书;此外，城市轨道交通稳定的现金流亦有着不小的诱惑力。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以及包括信托在内的产业资本，都愿意追求高回报、高收益，这一点上与PPP项目公益性初衷相左。一些民营企业则认为，更低的利率应该建立在更可靠的政府信用背书之上，但就PPP项目近些年的履行情况看，“情况并不乐观”。

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2012年，中国共实施了超过1000个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不仅比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发展中国家高，也高于英国等发达国家。

但是数量的扩张并没有伴随着影响力的提升。据亚行统计，2005年以来，中国PPP活跃程度开始减弱，PPP项目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虽然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与示范下，民企参与PPP意愿有所提高，但能不能拿到好项目，如何与地方政府持续健康合作却是道复杂的应用题。

“从1994年发改委5个示范项目开始，到2003年-2008年住建部推的环保类项目以及现在的全方位普及，确实有不少失败的PPP案例，有的甚至是全行业的崩溃，所以PPP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金永祥说。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曾两次采访了中国早期PPP项目刺桐大桥的负责人陈庆元，由于缺乏相匹配的规范契约仅有一纸“红头文件”，最终在利益分割、权益保障、风险控制、增项负担等方面产生诸多矛盾，该案例曾在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引起热议与共鸣。

浙江萧山某企业家此前接受记者采访也感慨，一些地方政府吸引投资时“一开始承诺得很好”，但“进去就出不来了”，至今仍有数亿元应收账款。

“民营企业也不宜过度责备一些地方政府的不诚信，毕竟PPP符合历史潮流，具体机制需要坦诚面对、逐步完善。实际上，如果恰好遇到了高收益项目，就很少有人会质疑其不合理性，这也是不对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PPP专委会秘书长孙洁表示，在他看来，很多PPP项目缺少的恰恰是一份完善的合同以及收益可调节的条款。

“因为涉及公众利益，如果公众不同意，政府也很难办，所以如果收益过低，政府应该适当补贴，收益过高则应该适当控制。”孙洁说。

而在金永祥看来，民营企业对PPP的抱怨“确实很多”，但让政府完全妥协也很难，目前还是需要接受较大投入、较小回报并做好接受政府监管的思想准备。

但正如河北省财政厅PPP处调研员李士宗所言，有的基层政府舍不得把“含金量”高、收益率高的“好”项目拿出来做PPP模式，而把一些资金来源少、回报率低的项目上报做PPP;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对社会资本来说“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项目在“项目识别”和“项目准备”阶段徘徊，其项目进度慢、落地率低应在情理之中。

原标题：民营企业为何冷对PPP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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