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看上海 垃圾处理费要交多少钱？

摘要

日本生活垃圾处理经历了末端处理、前端处理和循环利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1975年，日本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垃圾管理政策，集中于垃圾末端处理。1975年～90年代，日本从末端处理转向前端治理，逐步建立起垃圾分类体制。9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垃圾分类与处理更加注重循环利用和资源再生。严苛的分类制度、定时定点收集制定垃圾、严格的惩罚措施与监督机制是日本垃圾分类管理成功的保障。居民负责前端分类，政府负责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垃圾分类的效果显著，实现了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

东京垃圾分类与处理的经济性分析。日本垃圾收费已成主流，地方政府主要以指定垃圾袋、垃圾处理券和直接收费方式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东京多摩地区采用指定垃圾袋与垃圾处理券并行的收费方式，居民平均每年需要支付3685日元垃圾处理费，承担23%垃圾处理费用。日本生活垃圾处理经费70%以上来源于政府财政。2017年，东京垃圾处理单位成本为57093日元/吨，折合人民币3786元/吨，其中垃圾收集与运输成本折合人民币2416元/吨，垃圾处理与处置成本折合人民币1370元/吨。东京多摩居民支付垃圾处理经费为3685日元/人/年，折合人民币235元/人/年，多摩居民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占可支配收入的0.22%。

上海垃圾分类与处理的经济性分析。上海市强制垃圾分类存在前端垃圾分类成本，垃圾收运和处理的成本主要可以分为垃圾清运成本，垃圾中转成本、垃圾转运成本和垃圾处理成本。上海市垃圾分类与处理全过程总成本为985元/吨，前端垃圾分类服务成本为390元/吨，中端垃圾收运成本为290元/吨，终端垃圾处理包括垃圾焚烧和湿垃圾处置，综合成本为305元/吨。假设居民承担前端垃圾分类费用，需要支付25元/月/户，折算到个人120元/年，若支付全过程成本需要支付62.9元/月/户，折算到个人301.9元/年。对比东京，上海垃圾全过程处理成本远低于东京的处理成本（985vs 3786）；东京垃圾焚烧占比为80%以上，上海需要进一步提高垃圾焚烧和湿垃圾处置产能，减少垃圾填埋占比；东京有较为成熟的垃圾收费体系，上海市暂无居民生活垃圾收费标准，计划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关注垃圾分类与处理全产业链。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地级市的推广，我们认为环卫车销售将迎来新的增量，推荐关注盈峰环境、龙马环卫。按照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工作要求，2018年起上海启动了新一轮生活垃圾末端设施建设，其中湿垃圾至十三五末将形成7000吨/日处理能力，干垃圾以焚烧处理为主，计划新、扩建7座，力争2021年前后形成2.8万吨/日以上焚烧处理能力。日本垃圾分类非常成熟，垃圾热值明显高于我国，日本北九州垃圾热值为13080kJ/kg（2012年）、上海为5800 kJ/kg（2016年），因此垃圾分类后垃圾热值的提升将带来吨发电量增加。推荐关注垃圾焚烧龙头企业上海环境、瀚蓝环境和承接上海湿垃圾处理项目的维尔利。

报告正文

日本垃圾分类与处理体系的前世今生

生态危机促使垃圾分类体系建立

20世纪60年代～80年代，日本污染事件频发，生态环境堪忧。二战后日本为恢复经济发展，奉行“产值第一主义”，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工业化，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迅速崛起，这些重污染产业导致污染物排放大量增加，以东京23区为例，据《东京23区清扫事业变迁史》数据，1953年东京23区生活垃圾排放量不足50万吨/年，到1975年增加到400万吨/年，22年的时间增加了七倍。由于大量污染物未能得到有效处理，60年代日本爆发了影响恶劣的“四大公害”，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

反公害运动、外部经济环境改变促使政府治理环境污染。60 年代末日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公害运动，1970 年达到高潮，到1973年日本爆发了约 3000 次与环境有关的公民运动。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给日本的外向型重化工经济带来严重打击，日本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织迸发，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模式难以为继。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大环保力度,向重视节能、降低消耗方向迈进。

生活垃圾处理经历了末端处理、前端处理和循环利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1975年，日本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垃圾管理政策，集中于垃圾末端处理，主要方式是焚烧和填埋处理，公民并没有参与垃圾分类。垃圾要得到妥善有效处理，源头分类是前提，1975年～90年代，日本从末端处理转向前端治理，逐步建立起垃圾分类体制，1975 年广岛在全国率先开始了五大种类垃圾的回收。9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垃圾分类与处理更加注重循环利用和资源再生，管理政策也从减量化、资源化转变为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简称3R）。

严苛的垃圾分类制度

日本垃圾分类实行时间较长，从投放、收集运输到终端处理已经形成完善成熟的体系。日本的废弃物一般分为产业废弃物和一般废弃物，一般废弃物也就是生活垃圾，主要包括家庭生活垃圾和企业垃圾。在东京新宿区制作的资源和垃圾分类方法手册中文版中，生活垃圾被分为资源垃圾、易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四大类。

源头分类是分类运输和处理的前提。日本生活垃圾分类在四分类的基础上会再细分为若干子项目，每个子项目包含若干个小项目。例如东京某区将生活垃圾分为15类，并对垃圾的尺寸、打包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横滨市把垃圾类别细分为十类，并给市民印发长达27页的垃圾分类手册。德岛县上胜町甚至把垃圾细分到44类，并计划到2020年实现“零垃圾”的目标。

定时定点收集指定垃圾。在日本丢弃垃圾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特定时间只收集特定垃圾。例如新宿区垃圾分类手册中规定，在爱住町每周四收集资源垃圾，每周二和周五收集易燃垃圾，每月的第二、四个周周六收集不可燃垃圾。大件垃圾则需要提前预约并支付一定的费用，废弃的家电必须支付运输及再利用的费用，如果错过了规定日期的指定时间，就只能存放垃圾到下一个允许时间再进行投放。

严格的惩罚措施与监督机制是垃圾分类管理成功的保障。在日本，违反垃圾分类规定将面临严的惩罚，乱丢弃废弃物者最多可被处以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此外部分地方政府要求居民实行实名制购买分类垃圾袋，垃圾袋上印有用户信息，以监督并追究乱丢弃垃圾居民的责任，邻里相互监督在日本垃圾分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居民负责前端分类，政府负责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以东京23区为例，垃圾的收集和搬运是由各区的清扫事务所负责实施。收集阶段：分别规定收集的日期和区域，根据垃圾量的季节变动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收集作业计划。搬运阶段：分类搬运，可燃垃圾收集车（小型平板车等）装载直接搬入垃圾焚烧处理厂，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分别搬入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和大件垃圾处理破碎设施，设有中转站的区域通过小型收集车转载到大型车辆，之后进行中转运输，提供运输效率。

“垃圾的中间处理”由东京23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进行。可燃垃圾中间处理：一部分直接进入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2016年这部分垃圾占到生活垃圾总量的80.3%，焚烧后产生的部分炉渣可作为水泥原料，产生的热能用于垃圾焚烧厂电力供应、地区冷暖气，剩余电力将会出售；部分垃圾将经过资源化再生处理，被用于堆肥、制饲料、制甲烷/染料等，这部分占生活垃圾总量的9.6%。不可燃垃圾中间处理：收集后被送到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经过破碎和分选后有用金属进行回收，不可燃的惰性垃圾将进行最终填埋。大件垃圾中间处理:收集后被送人大件垃圾处理中心，经过破碎和分选，可燃组分进行焚烧处理，可回收和惰性物质分别进行资源化回收和填埋处置。资源垃圾处理：通过再循环中心和民间再循环企业实现再资源化、再商品化，重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日本生活垃圾总资源化处理（包括直接资源化和再生资源化）已经到达18.7%。

垃圾最终处理（填埋）委托给东京都进行填埋处理。日本生活垃圾最终处置量比重较小，目前为1%左右。

垃圾分类的效果：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

垃圾分类提升资源化率。通过垃圾分类，生活垃圾中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可回收材料得到有效利用和处理，日本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率从1990年的5.3%提升至2016年20.3%。

垃圾分类有利于污染物排放减少。垃圾焚烧处理温度需保持在850℃且达到2秒以上才能实现二噁英的分解，而垃圾混合焚烧，水分多，热值低，炉温难以控制，从而增加排放烟气中污染物增多。90年代后日本是世界上二噁英排出最多的国家，1994年日本的二噁英的排出量是美国的3倍多，法国的近5倍，德国的12倍。通过垃圾分类和安装烟气处理设施，日本有效减少了二噁英的排放量，与1997年相比，2017年的二噁英排放量削减97%。

垃圾收费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垃圾分类后日本逐步实行家庭垃圾收费，利用价格杠杆提高居民的垃圾减量意识，促进了垃圾减量化。从2000年到2017年，日本生活垃圾排放量已从5483万吨下降为4289万吨，人均日垃圾排放量从1185g下降为923g，垃圾减量化效果明显。

东京垃圾分类与处理的经济性分析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以东京地区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说明垃圾收费制度，分析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中居民承担的费用，进而理解东京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居民和政府扮演的角色。同时我们探究东京垃圾处理各环节的成本支出。

日本垃圾收费已成主流

2000年后垃圾收费在逐渐普及。1970年，日本开始对商业垃圾征收一定的手续费。2000年《地方自治法》规定，地方政府对征收垃圾费用享有自主权，可根据其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垃圾收费政策，从此各地政府开始对家庭生活垃圾征收一定费用。2000年到2015年，日本实行垃圾收费的城市增加了316个。

地方政府主要以指定垃圾袋、垃圾处理券和直接收费方式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居民投放垃圾需要使用指定垃圾袋投放垃圾或使用购买的垃圾处理券贴在所扔垃圾上，政府以此收取垃圾处理费。指定垃圾袋和垃圾处理券并用的情况下，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会使用指定垃圾袋投放，而大件垃圾则会使用垃圾处理券。直接收费则适用于直接将垃圾搬运到处理设施的情况，采用缴费通知单或现金的方式征收垃圾处理费。

以东京为例：垃圾收费因地制宜，方式灵活

垃圾收费的首要目的是促进垃圾减量和回收利用，在收费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地方政府会考虑垃圾减量化实现程度和分类效果、居民承受能力、垃圾处理费用以及临近城市的收费水平等因素。在收费方式上，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垃圾的种类选择适当的收费方式。

东京管辖着东京都区部（东京23区）、多摩地区、岛屿部三地，由于垃圾收费政策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东京23区与多摩地区的垃圾收费规定有所不同。

东京23区不收取家庭垃圾处理手续费，大件垃圾除外。据东京23区各区官网披露，2009年东京23区废止指定垃圾袋制度，家庭垃圾中的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和资源垃圾的搬运和处理不收取手续费，家庭大件垃圾的处理需要提前预约，并购买大件垃圾处理券，在处理券上填好收集日期和受理编号或姓名才能投递。垃圾处理券有A券（200日元）和B券（300日元），居民可根据所处理手续费进行组合张贴，这种处理券可在便利店、超市、清扫事务所等地购买。大件垃圾收费在400～1200日元之间，以400元和800元居多。

东京23区对企事业单位垃圾收取手续费。企事业单位生活垃圾原则上委托一般废弃物处理业者或自行处理，在不影响区内收集业务的情况下收集企事业单位垃圾且企事业需购买事业单位垃圾处理券才能进行垃圾投放。

多摩地区采用指定垃圾袋与垃圾处理券并行的收费方式。多摩地区家庭垃圾中大件垃圾需张贴购买垃圾处理券，其他垃圾装入指定垃圾袋后投放。指定垃圾袋根据尺寸和用途定价，可燃垃圾用的垃圾袋价格在10～80日元不等。大件垃圾收费在200～1000日元之间，以500元居多。

东京多摩地区居民承担23%垃圾处理费用

以东京多摩地区为例分析居民承担的垃圾处理费用。2014年，多摩地区人均日垃圾排放量为784.3g/（人*日），其中家庭生活垃圾为655.3 g/（人*日），企事业单位垃圾为128.9 g/（人*日），其中家庭可燃垃圾为408.4 g/（人*日），不可燃垃圾为63.2 g/（人*日）。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垃圾处理支出，该地区平均每户2.1人，可燃垃圾每周收集两次，不可燃垃圾每两周一次，资源垃圾每周收集一次。

每次收集的可燃垃圾量为408.4× 2.1× 3.5（每周两次）=3001.7g，使用中型袋（20升：3公斤）排放可燃垃圾，每年使用中型袋104个。每次收集的不可燃垃圾量为63.2×2.1×14（两周一次）=1,858.1g，使用中型袋（20升：3公斤）排放不燃垃圾，每年使用中型袋26个，投放可燃垃圾与不可燃垃圾使用中型垃圾袋合计130个，总费用为40日元×130=5200日元。

资源垃圾每周使用大袋投放一次，每年使用大袋52个，总费用为20日元×52= 1040日元。假设平均每个家庭每年丢弃3件大件垃圾，按500日元/件计算，总费用为1500日元。

多摩居民平均每年需要支付3685日元垃圾处理费。每个家庭平均每年支付垃圾处理费为7740日元，平均每人承担的垃圾费用为3685日元，2014年，政府人均垃圾处理经费为1.6万日元，折合每吨垃圾处理经费为5.59万日元/吨，由此可得出，多摩地区居民承担了垃圾处理费用的23%。《国立市家庭垃圾收费实施方针》指出多摩地区多个城市将家庭垃圾收费费用设定为每月约500日元或者处理费用的20％至25％，与上述估算比较吻合。

东京23区垃圾处理主要开支在收集与运输

2017年东京23区生活垃圾总排放量为275万吨，其中直接焚烧量为264万吨，垃圾末端处理以焚烧为主。《东京23区清扫事业概要2019》中指出2007年～2017年，东京垃圾处理平均单位成本为57296日元/吨，折合人民币3672元/吨（2019年6月汇率），包含了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全过程成本。

垃圾处理成本可以根据处理过程分为垃圾收集与运输费用和垃圾处理与处置费用两部分，根据《东京23区清扫事业概要2019》数据，2017年，东京23区垃圾处理总经费为1280亿日元，其中收集与运输使用了52.34%经费，垃圾处理与处置使用47.66%经费。

垃圾处理与处置成本为21386日元/吨，折合人民币1370元/吨。垃圾处理与处置的成本为人工费、物料费、折旧费（工厂设备）和应偿还利息加总后扣除收入，2017年垃圾处理与处置的经费为610亿日元，处理垃圾总量为285万吨，单位垃圾处理与处置费用为21386日元/吨。

垃圾收集与运输成本为37687日元/吨，折合人民币2416元/吨。据《东京23区清扫事业概要2019》可知，2017年垃圾处理单位成本为59073日元/吨，扣除收集与运输阶段的成本，得到垃圾收集与运输成本为37687日元/吨，占到总成本的63.8%。此处与垃圾收集与运输经费占比出现不同的原因是有部分垃圾不需清扫部门收集和搬运，降低了这部分的经费支出，比如2017年有96.4万吨的垃圾未经清扫部门收集和搬运。

日本垃圾收集与运输成本高昂。垃圾收集环节成本为21154日元/吨，垃圾收集后分别运往可燃垃圾焚烧厂、不可燃垃圾中转站与大件垃圾中转站，车辆运输成本平均为14094日元/吨。可燃垃圾的焚烧成本为16292日元/吨，折合人民币1044元/吨，在中转和运往最终处理场的过程中还会发生一定的运输成本，金额大约在5100日元/吨。

日本多地居民承担垃圾处理总经费的18%～25%

日本80%生活垃圾通过焚烧处理。2014年日本排放生活垃圾4432万吨，其中直接焚烧量达到3347万吨，资源化量为913万吨。焚烧以外的中间处理包括垃圾堆肥、垃圾饲料化、垃圾甲烷化等处理方式，2014年中间处理量为577万吨。

日本生活垃圾处理经费70%以上来源于政府财政。日本主要通过政府财政、垃圾处理手续费和地方债筹集垃圾处理经费，在2014年日本生活垃圾处理经费为19431亿日元，其中政府拨款14080亿日元，占比约为72.46%。日本的垃圾经费主要用于生活垃圾设施建设改良、垃圾处理和维护运营两部分，2014年垃圾处理和维护运管的费用为15124亿日元，设施建设改良的费用为3121亿日元。

日本多地政府制定的居民垃圾处理费标准中计划居民承担垃圾处理总经费的18%～25%。日本部分城市直接规定了居民承担的垃圾处理费在总经费的比重，比如栃木县矢田市规定居民承担1/4的垃圾处理经费；还有部分城市规定居民支付500日元/户/月的垃圾处理费。

我们通过当地户均人数和2006～2014年日本人均垃圾处理经费14411日元/人/年计算得出：日本部分城市居民承担18%～25%垃圾处理经费。日本地方政府制定居民垃圾处理费会参考邻近城市或规模相似城市的收费标准，该结论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上海垃圾分类与处理体系

垃圾分类，上海现行

上海7月1日步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7月1日正式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行“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四分类标准。

定点定时投放，不分类不收运。上海市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在投放的过程中有管理人员进行引导和监督，拒绝未分类的垃圾投放。

上海垃圾分类激励机制——绿色账户。居民通过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物品或是购物优惠券，绿色账户自推出以来，受到部分居民欢迎，尤其是中老年居民，2018年上海绿色账户用户目前已经达到500多万。

垃圾不分类投放将面临惩罚。除了激励机制外，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企事业单位未能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相应收集容器的，有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罚款5千～5万元，个人将垃圾混合投放且拒不改正的罚款50～200元。

上海垃圾分类运输与处理体系

垃圾处理相关部门—政府与企业。与日本地方政府一手操办垃圾处理事业不同，我国在垃圾处理方面采取核准制度，允许符合标准的企业参与垃圾处理。各地方政府应当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与收集、运输和处置单位签订协议。

分类运输。住建部等9部门在6月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分类后各类生活垃圾的分类运输系统，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防止生活垃圾“先分后混”“混装混运”。分类后的垃圾有采用专用车辆进行分类收运，湿垃圾实行日产日清；干垃圾实行定期收集、运输；可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收物回收经营者。

分类处理。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应当进行分类利用处置：（一）有害垃圾采用高温处理、化学分解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置；（二）湿垃圾采用生化处理、产沼、堆肥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三）干垃圾采用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置。

上海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已达100%。2014年后上海清运垃圾全部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2017年上海垃圾清运量达到743万吨，人均垃圾清运量为841g/日。2017年上海市的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填埋占比49.76%，焚烧占比48.55%，两者是主要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其他的处理方式仅占比1.68%。2011年～2017年，垃圾焚烧比重显著提高，垃圾填埋略有下降，相比于2009年14.94%焚烧比重，2017年已经提高到48.55%。

焚烧比重不断提升。上海土地资源稀缺，以填埋为主的垃圾处理方式难以为继，目前上海正朝着“回收利用率更高、填埋比重最低”的方向不断努力。2011年～2017年，上海市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能力从1500吨/日提升到13300吨/日。2019年7月，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正式启用，新增焚烧处理能力6000吨/日，垃圾填埋比重有望进一步降低。

湿垃圾处理产能不足，2020年计划提升至6300吨/日。按湿垃圾占比40%～60%粗略估算，上海市湿垃圾处理能力应为8000～12000吨/日。2018年上海市湿垃圾处理产能为3480吨/日，包括处理能力300吨/日的上海黎明处理场、180吨/日的上海环兴环境等处理单位，与理论产能相比目前的处理能力明显不足。针对这一现状，上海逐步提升湿垃圾处理能力，计划2020年湿垃圾处理能力达到6300吨/日，并逐步降低干垃圾末端处理上限，计划2020年降低到1.81万吨/日。

上海垃圾分类与处理的经济性分析

上海垃圾分类与处理各环节成本分析

上海市强制垃圾分类的初期需要对居民进行监督与指导，存在前端垃圾分类成本，垃圾收运和处理的成本主要可以分为垃圾清运成本，垃圾中转成本、垃圾转运成本和垃圾处理成本。

前端垃圾分类服务成本为390元/吨

前端分类成本主要在于对源头分类的宣传、监督和奖励。2019年7月1日，上海强制实施垃圾分类，分类指导员每天现场指导和督导生活垃圾投放，并逐步推行“绿色账户”垃圾分类奖励机制，引导、激励居民推进实施深入垃圾分类。

2018年11月，上海市虹口区绿色账户第三方服务项目要求中标公司开展新增绿色账户居住区湿垃圾投放点位设立，对覆盖的5.5万户居民进行绿色账户的宣传、发动工作，并指导和督导生活垃圾投放，确保依法分类投放。参照北京与郑州垃圾分类服务项目，只配备督导人员负责垃圾分类收费为5-7元/月/户，配备督导人员、智能垃圾分类设备等回收设备收费为20～24元/月/户。估算上海垃圾分类服务费用为25元/户/月，按每户2.5人计算，人均支付的垃圾分类服务费120元/年，折算每吨垃圾分类费用为390元/吨。

垃圾清运成本为130元/吨

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包括垃圾的收集、运输和转运三个部分，所有生活垃圾都要经历收集和运输流程，而转运则视垃圾产生源至垃圾处理场的运输距离及收集车辆性状而设置。需要转运的垃圾首先由运载量3～5吨的小型垃圾车收集运输至垃圾中转站或是集散场，再通过水运或是公路运输转运至垃圾处理场。

垃圾清运的成本由人工费，车辆折旧费和油费构成。上海环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中标2019年长宁区两网协同一体化湿垃圾收运服务，负责长宁区内垃圾分类定时定点居住区产生的湿垃圾进行清运服务的日常运营（包括人员成本；运输、设施、设备维护等其它所有日常所需费用），中标费用为128元/吨。

上海洁莹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中标2019年上海松江区叶榭镇环卫作业干湿垃圾及餐厨垃圾收集与清运服务外包项目，中标金额487万元，服务区域常住人口7.6万，我们估算生活垃圾清运成本为208元/吨。叶榭镇面积72平方公里，长宁区面积为38平方公里，相比之下位于市中心的长宁区单位面积上垃圾排放量更多，清运费用更低。

预计上海中心城区清运成本为130元/吨左右。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集，易形成规模效应，并且垃圾中转站较多，垃圾清运半径较小，所以中心城区的垃圾清运费用相对较低。2013年上海市绿化市容总工程师指出黄浦区垃圾收集运输至中转站的费用为132元/吨，与长宁区项目价格相当。

垃圾中转成本为40元/吨

2018年，上海市41座大型中转站全面实现“干湿”垃圾分类转运，预计2019、2020年分别达到170座和210座中转站。2018年市属码头设置45只湿垃圾专用集装箱，预计2019、2020年分别达到90只和180只湿垃圾专用集装箱。

上海市垃圾中转成本为40元/吨左右。垃圾中转站的成本由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构成，上海市部分大型垃圾中转站采用BOT模式建设，假设垃圾中转站每月运行26天，根据《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的建设》可知规模为 500吨/天的垃圾中转站运营成本为 22.02元/吨，可算出垃圾中转的平均成本。黄埔中转站费用较高的原因是该站除转运功能外还兼具垃圾破碎等功能。

浦东新区75%的生活垃圾通过中转站转运。2016年，浦东新区全区生活垃圾平均处理量为5800吨/日，其中约75%的生活垃圾通过中转站转运到终端处置厂处置（转运模式），只有约25%的生活垃圾由各镇环卫清运车辆直接运送到终端处置厂（直运模式）。

垃圾转运成本为120元/吨

上海生活垃圾转运采用水陆联运的模式，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水运能力已达到10000吨/日。市区垃圾通过水运运送至老港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该基地承担了上海70%的生活垃圾末端处置任务。

垃圾水路转运费用主要包括运输和码头装卸两部分。据《T 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成本分析》汽车运费以1.5元/（t*km）计算，老港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距中心城区约50公里，公路运输的成本为75元/吨。水运相比于陆运有一定的成本优势，考虑垃圾转运距离相对较短，取公路运输成本的60%作为水路运输成本即45元/吨。中国集装箱装卸费用大致为500元/ETU，假设每个ETU装载生活垃圾18吨，垃圾水运港口装卸费为55.6元/吨（一装一卸）。由此可知垃圾水路转运的成本为100元/吨，公路转运的成本为130元/吨，综合来看，上海垃圾水陆联运的平均成本为120元/吨。

干垃圾焚烧成本为300元/吨

垃圾焚烧引入补贴政策后,政府主要支付垃圾焚烧发电补贴和垃圾处理费。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规定，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吨，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上海市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4155元，以0.23元/千瓦时的电价补贴标准补贴计算，政府需对垃圾发电补贴约为67元/吨

垃圾处理补贴标准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发达地区补贴标准普遍较高。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报告，上海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费超过200元/吨。例如上海环境运营的上海天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该焚烧厂的垃圾处理范围为上海市松江区的生活垃圾和青浦区的生活垃圾，处置费分别为 257.87 元/吨和 236.61 元/吨。综合来看，上海垃圾焚烧的成本约为300元/吨左右。

湿垃圾生物处理成本为380元/吨

上海老港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EPC工程服务于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杨浦区、虹口区、静安区等中心城区，该工程处理规模为1000t/d，其中餐饮垃圾400t/d，厨余垃圾600t/d。项目的根据湿垃圾中餐饮、厨余垃圾的不同特性，确定餐饮垃圾采用“预处理+湿式厌氧”，厨余垃圾采用“预处理+干式厌氧”的工艺路线。

上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指出按照1吨湿垃圾约产生60～70立方米的沼气来计算，每7～8公斤湿垃圾可发1度电，以每千瓦时0.65元补贴电价计算，每吨湿垃圾发电收入为85元/吨。按照处理湿垃圾成本为380元/吨，产出的沼气发电和油的总收入不超过110元/吨，每1吨需要政府补贴270元。

2020年，上海市有望实现干垃圾零填埋全焚烧。2017年上海市垃圾焚烧能力为1.33万吨/日，2019年7月新增产能6000吨/日，总产能达到1.93万吨/日。上海市规划2020年干垃圾处理上限为1.81万吨/日，理论上干垃圾可完全通过焚烧处理，我们假设到2020年干垃圾实现零填埋全焚烧。

上海市规划2020年湿垃圾处理能力达到6300吨/日，可回收资源利用量达到1100吨/日。预计2020年，上海生活垃圾焚烧比重达到70%，湿垃圾处理比重达到25%，回收利用率达到5%。

上海市垃圾分类与处理全过程总成本为985元/吨。前端垃圾分类服务成本为390元/吨，这部分服务包括垃圾分类督导和装备垃圾分类智能设备。中端垃圾收运成本为290元/吨，这部分服务包括垃圾清运、中转和转运。终端垃圾处理包括垃圾焚烧和湿垃圾处置，综合成本为305元/吨。

假设居民承担前端垃圾分类费用，需要支付25元/月/户，折算到个人120元/年，若支付全过程成本需要支付62.9元/月/户，折算到个人301.9元/年。2018年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138元/年，若居民承担全部的垃圾分类与处理成本，需要支付的费用占可支配收入的0.47%。根据上文我们估算，东京多摩居民支付垃圾处理经费为3685日元/人/年，按照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171万日元计算，多摩居民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占可支配收入的0.22%。从这个角度来看，若让上海居民支付全过程成本是相对偏高的。

上海和东京垃圾分类与处理的对比

上海和东京在垃圾分类、处理方式、处理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两地分类方式同为四分类，但上海把餐厨垃圾归为湿垃圾，通过资源化的方式处理，而东京把餐厨垃圾归为可燃垃圾，通过焚烧的方式处理。

东京垃圾处理成本远高于上海。上海市垃圾分类与处理全过程总成本为985元/吨，远低于东京垃圾全过程处理成本折合人民币3672元/吨。

上海对标东京—提高垃圾焚烧率。东京垃圾处理方式以焚烧为主，焚烧占比已超80%。目前上海市垃圾焚烧与填埋各占50%左右，上海市正在学习“东京模式”，争取2020年实现干垃圾“全焚烧零填埋”。

东京实行垃圾计量收费，上海计量收费还在探索阶段。东京通过指定垃圾处理袋、处理券对垃圾进行计量收费，居民一般承担垃圾处理经费的18%～25%。上海市暂无居民生活垃圾收费标准，计划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居民垃圾收费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国际上居民垃圾收费制度比较

居民垃圾收费制度可促进垃圾减量化并减轻财政负担。垃圾处理行业具有公共服务性质，需要依靠国家财政的支持，但仅依靠国家出资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建立居民垃圾收费制度一方面可为垃圾处理事业筹集部分资金，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运用这种经济手段可以促使居民降低生活垃圾排放量，有利于实行垃圾的再利用和减量化。

生活垃圾收费制度主要有三种：税收方式、直接收费方式和附征于公用事业收费系统方式。

税收方式是将收取垃圾费的行为依附于一定的税收，比如垃圾税、财产税。

直接收费方式是指政府对居民直接收取垃圾费从而鼓励减少垃圾，提高回收率。直接收费主要包括定额收费、计量收费和超额收费三种形式。（一）定额收费不考虑居民排放量，而是以居民房屋面积，居民人口数或者户数为单位进行征收。（二）计量收费是指根据居民实际产生的垃圾量收取费用，根据计量方式分为按袋收费、按桶收费和按重收费等。此收费方式直接将垃圾排放量与居民支付费用挂钩，更能体现公平性，日益成为垃圾收费的新趋势。（三）超额收费是指即在一定数量内免费或者低价，超出数量收费或者收较高的费用。

附征于公用事业收费系统方式是指将垃圾处理费依附自来水、电力、煤气、有线电视、天然气以及电话等费用一同缴纳。

英国推行计量收费制度。1996年起，英国开始征收垃圾填埋税，起初的税率为7英镑/吨，到2017年已提高到86.1英镑/吨。2007年，为了促进垃圾减量，英国政府推行“扔多少付多少税”政策（Pay-as-you-throw）。2009年伦敦征收垃圾桶税，要求居民必须进行垃圾分类，政府按类按量征收垃圾桶税，对制造过多垃圾的家庭额外收费。

新加坡垃圾收费主要包括垃圾收运费用和垃圾处置费用。垃圾收运费用收中标公司负责收取，收费价格在投标时已经决定，对住宅户依照定额按月收取，非住宅户依照垃圾产生量决定。新加坡垃圾收运费的收缴率近100%，这是因为收运企业委托新加坡能源有限公司代收收运费，并通常和水费电费一同缴纳。

德国多数城市采用定额收费与计量收费相结合的方式。德国弗莱堡市只对分类后灰色垃圾箱中需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费,费用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以家庭人口为基数定额收取, 另一部分是定额费用的基础上, 按灰色垃圾箱的容积和收集频率交纳计量垃圾费。

韩国实施垃圾袋收费制度。居民需购买政府指定垃圾袋投放生活垃圾，垃圾袋的售价就包含了垃圾处理的费用。《国内外城市生活垃圾收费经验比较》指出，韩国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用由市政府承担60%，市民承担40%。1995年实行计量收费后垃圾收费的减量化效果明显，三年内垃圾减量达到23%。

计量收费是居民垃圾收费的趋势。相比于其他收费方式，计量收费可让居民切身感受到垃圾收费的经济代价，更能发挥经济手段的优势约束居民减少垃圾排放。但计量收费的征收过程相对繁琐，操作有一定难度，需要建立科学的征收体系，也要配合严格的监督和惩罚措施，防止居民非法倾倒垃圾。

国内居民垃圾收费制度：分类计价、计量收费大势所趋

国家明确提出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制度。2018年7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全国建立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意见还提出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2019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草案提出“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差别化的生活垃圾排放收费制度。

目前国内大型城市居民垃圾收费形式仍以定额收费和附征于公用事业收费系统为主，计量收费制度正处于探索制定阶段。2019年《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提出深圳将逐步建立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上海市居民垃圾收费的展望：条件和时机成熟后实施计量收费。政策层面上，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指出上海市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技术层面上，上海市作为大陆首个强制垃圾分类的城市，实施时间有限，垃圾收费的具体模式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上海虹口区推广的智能垃圾分类投放设备带称重系统。居民通过刷卡、按钮、自动开箱、投放，将不同的垃圾投放至不同的箱体，垃圾箱则根据居民投放的垃圾，自动进行称重。这种自动称重功能为垃圾计量收费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