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 只为探索中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新路 -----2019中国再生资源企业赴日考察报告

与中国有着一衣带水关系的日本，现今在循环经济、再生资源方面到底有何与众不同，我们与他们有何差距呢？带着这些疑问，6月30日至7月7日，由《资源再生》杂志社组织的2019中国再生资源赴日考察团顺利完成了考察工作，我们将此次考察报告整理出来献给读者，其中重点包括五项内容（日本的汽车拆解与利用、日本的废旧家电回收、日本的循环经济产业园、日本的垃圾分类以及日本的营商环境），希望能为我们今后做好中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提供些借鉴。

日本的汽车拆解与利用

7月1日上午，考察团一行与新能源交通工具和循环经济论坛暨展览会（EMCE2019）的与会者们汇合，来到东日本回收资源有限公司参观考察，该企业的主要经营内容是对报废汽车进行全车拆解。

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短缺，为实现可循环经济发展，减少有限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所以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经济的生产模式。即日本大范围进行废旧车辆的回收再处理。旧车报废车的回收大部分是由汽车销售厂商和维修厂商进行的。日本也是世界上汽车保有量较多的国家之一。2000年后保持在7500万辆左右，每年的报废车约有500万辆左右。为避免非法丢弃或出售报废车，政府明确报废车处理时应该遵守的规范，应对破碎残渣、氟利昂类、安全气囊等进行无害化处理。2002年7月，日本的《汽车回收再利用法》在国会审议通过，自2005年1月1日起实施。巧的是，我们考察的这家东日本回收资源有限公司正是在2005年1月成立的。

考察东日本回收资源有限公司

据记者了解，日本废旧车辆总回收量庞大，其中近90%由销售公司进行回收，余下的小部分由维修厂回收处理。总体而言，在日本的废旧车的回收再利用是将报废的汽车最大限度地把有价值的零件拆卸下来送到各个地方进行再利用，将车体和不能拆除的总成压扁送去金属处理中心，从而完成了废弃物至再生资源的过程。根据日本的《汽车回收再利用法》规定，在购买新车的时候，购车人要按规定交纳回收再利用费，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报废汽车回收产业的压力。针对回收材料，《汽车回收再利用法》也规定企业要负责回收粉碎的残渣。

据东日本回收资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当前的日本报废车大约在每年300万辆左右，比20年前下降了许多，这是与日本人越来越喜欢绿色出行有直接关系。300万辆的报废车里，只有4万辆车可以进行全车拆解，而东日本回收资源有限公司一年的全车拆解量为1.5万，超过了可全车拆解总量的三分之一，全日本排名前五的汽车公司都与其签订了拆解合同。除了进行家用车的拆解，该企业还可以进行农用车的拆解。

考察团参观了全车拆解车间。他们严格按照报废汽车处理流程“报废汽车所有人→收购公司→拆解公司→破碎公司→最终加工处理公司”进行管理，并明确了各相关方的责任和资源回收再利用费用。同时，企业运用电子目录系统，对全部车辆进行编号，追踪汽车回收处理整个流程的运作。

目前，日本每年有100万辆左右的二手车出口，约占整个报废汽车总量的1/5。主要出口目的地为俄罗斯、东南亚、非洲、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出口二手车不仅节省了大量的处理成本，而且还有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日本国内处理报废汽车的资源环境压力。

汽车工业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同时也会带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造成环境污染。国家、行业之所以特别关注汽车报废，不仅因为这个市场具有广阔前景，而且它还是关系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自2011年起，中国汽车销量跃居全球第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报废回收机动车200万辆，同比增长14.3%。其中，客车回收数量为118.4万辆，同比增长10.5%。预计到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5亿辆。虽然我国报废汽车数量近两年保持增长，但报废率平均仅为保有量的3%-4%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6%-7%；回收拆解率更是只有保有量的1%-1.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6%。以国际上通行的6%报废率计算，我国汽车报废量至少为900万辆。但我国的报废汽车行业体系还不成熟，报废汽车回收市场严重滞后于汽车产业的发展。若报废过程不完善，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不但会浪费报废汽车的材料，还会使报废时耗用的资源发挥不到该有的价值，报废过程中还有潜在的环境风险，比如随意掩埋或焚烧不易处理的非金属材料。直接排放废弃物等，都会对土地环境和周围的居民健康造成影响。

日本的《汽车回收再利用法》明确规定汽车生产商、拆解企业、粉碎企业等职责分工；3类特殊物品(氟利昂、气囊和粉碎废料等)的处理费用由车主承担，显著增强了消费者节约资源和爱护环境的意识；通过汽车登记申报制度与循环利用体系可以掌握每辆二手车的出口、废旧车辆的流动情况及报废后的拆解情况。

交流中我们得知，日本报废汽车机制运作良好，除了归功于法律的规范操作外，还得益于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再利用产业结构的优化及先进的技术体系做支撑。目前日本国内的拆解公司大约有5000家，其中80%是每月拆解台数在50台以下的小型企业群体；东日本回收资源有限公司的月处理量为700-1000辆左右。日本报废车处理产生的物流，多以回收再利用的方式，将其再次送回生产环节中,资源回收再利用率高达80%以上。其中作为二手零配件的再使用率为20%-30%，作为原料的资源再利用率为50%-55%，破碎残渣填埋率占20%-25%。另外，据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及中央环境审议会的推算结果，包括主动实施的破碎残渣再生利用在内的报废汽车再生利用率可达84%-86%。

我们本次考察的第二家汽车拆解企业位于福冈县的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区内，名为西日本报废汽车循环利用株式会社。记者获知，该企业是全国最大的旧零件流通网络NGP联合会的正式会员，追求彻底的资源循环利用，就是我们常说的“吃干榨净”。他们通过严格合理的处理手段实现环保，例如拥有彻底回收环境负荷物质的工艺流程，可以避免这些物质扩散到土地、海洋、河流及大气里；彻底回收燃料、废油、废冷却剂；彻底回收并合理处理氟利昂，通过全面铺装和四周设置沟槽防止环境负荷物质向地下渗透；采用不会发生碎屑的工艺流程，在不远的将来要达到彻底无碎屑的目标等。西日本报废汽车循环利用株式会社也谋求彻底的自动化与省力化，已经采用了有自动化省力化的工艺流程，并拥有生产、库存、品质管理系统。在他们的车间，我们观察到其所有品牌、所有车种、所有不同年度生产的旧车辆全部有库存，所有的旧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合格的产品，在宽松的库存场地里，计算机按每个零件分别管理。

通过考察这两家汽车拆解公司，我们了解到日本报废汽车回收企业的准入门槛较高，汽车回收和拆解企业的专业化、自动化水平也很高。日本在消费者购买汽车时要求缴纳回收再利用费，我国也可以针对企业生产者实行责任延伸制，从设计制造的源头上提高拆解效率，促进再生循环。今年6月起，我国开始施行的《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鼓励“五大总成”的再制造与再利用，也首次明确了生产者的责任与义务，并将申请设立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强化了回收拆解全过程的环保管理。总之，一个汽车大国报废汽车的回收率也应该达到较高水平，才能更好地推进循环产业发展。如何处理报废汽车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而日本在拆解与利用报废汽车方面的经验或将成为我国可借鉴的重要渠道之一。

日本的废旧家电回收

我们考察的第二家企业为凤凰金属公司，它是日本最大的金属粉碎厂之一的业主，成立于1987年，业务包括回收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工业废物处理与贸易，还有家电回收及汽车回收处理等，员工约65名，近年来不断扩大。该企业起源于1904年成立的Suzutoku公司，由位于关东地区，大阪和静冈的工厂和8家集团公司组成，Rever控股公司是8家集团公司的控股公司，在日本关东地区拥有20多家工厂，从事各种回收和废物处理工艺，重点是金属回收与处理。凤凰金属公司刚上任一年的董事长亲自为我们讲解企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目前企业对家电的回收利用多于对手机和电瓶的回收利用，每月处理家电量达到4-5万台。考察团参观了凤凰金属公司的冰箱、洗衣机等处理线，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参观他们的汽车回收处理车间。

考察凤凰金属公司

废旧家电属于固体废弃物中的一种，它们对于环境及人体的危害并没有被人们所注意。首先，废旧家电中的元器件往往含有重金属、卤族元素（指周期系ⅦA族元素。包括氟（F）、氯（Cl）、溴（Br）、碘（I）、砹（At）、石田（Ts），简称卤素）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在接触土壤和水源后将会造成严重的污染。因此，家电必须要经历拆解处理等环节才能埋入土中。在各类家电产品中，大都具备含有嫁、锗、硅、铟等元素，具备较高的生产成本。如果可以对这些元素进行回收再利用，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即使是最普通的冰箱、空调等家电，在进行拆解后也可回收部分铁、铜、铝等元素。据了解，一些厂商在回收电器中可提取黄金，利润十分可观。2017年2月16日，日本东京都政府就在都政府大楼设置了回收废旧手机等进行再利用的金属回收箱，用于制作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奖牌。

目前，在家电回收行业处于领先的国家分别是日本、芬兰和德国。若想在日本丢弃一件废旧家电，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能卖多少钱，而是要缴纳一定的回收利用费。在日本，如果不缴费而随意丢弃废旧电器属于违法行为。日本的《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和《家电回收利用法和其他回收利用活动》中对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和空调这四大类废旧家电及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和衣物烘干机在生产制造、销售、使用、回收利用过程中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责任义务分工。据统计，日本消费者平均每丢一件电器之前都需向家电零售商或者邮局支付约合150元人民币。随后用户会得到一张单据，并将其贴在旧电器上才能按指定的日期和地点交给专业回收机构。回收机构则会交给消费者一张带有管理编号的“家电回收利用单”，消费者可凭上面的编号致电家电回收利用中心进行确认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处理。

通过对凤凰金属公司考察及交流，考察团加深了对日本电子电器回收产业的了解，这里确实蕴含无限的宝藏：一台冰箱中可拆解出50%的钢和40%的塑料；一台电视可拆解出57%的玻璃、23%的塑料和10%的钢；一台洗衣机可以拆解出53%的钢和36%的塑料；一台空调可拆解出55%的钢、17%的铜、11%的塑料和7%的铝。在制造家电产品中，日本对可回收利用资源所占比例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比如一台电视机，在设计时就要保证其整体重量50%以上的材料必须是可回收利用的。而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的这一比例更高，可回收利用率分别达到60%至70%。

据记者了解，中国年均报废家电总量在2000万台以上，废旧家电的回收正走向高峰期，在未来仍旧迅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每年废旧家电量将达1.37亿台。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规范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体系，许多家电的处置方式仍没有明确规定。当前国内的家电回收主要渠道较为单一，主要通过流动摊点、二手市场或是厂商收购等方式进行回收。

实际上，我国政府已经对废旧家电等电子产品污染环境的现状已经有了相应认知，从1995年开始就先后制定了有关的法令法规，其中包含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已经至今修订5次）、GB《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生利用通则》（2007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11年施行，该条例最大的亮点是：建立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专门用于补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费用。生产商和进口商负有缴纳基金的义务）。后来有关部门又下发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以及一系列的指南，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编制指南》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补贴审核指南》等。2016年1月，由8部门共同推出《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并于同年7月1日起施行。今年，又根据该办法，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组织制定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实施安排》（以下简称《实施安排》），要求2019年11月1日后出厂和进口的列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第一批）》的产品，应满足《实施安排》的要求。

相比之下，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费用管理模式上，日本没有类似我国的回收处理基金，其处理所需资金是由消费者埋单，资金流从消费者直接到处理企业手中，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

我国关于废旧家电回收的政策仍在不断完善中，但仅仅从政策上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首先是消费者需要根植家电回收的意识，在家电到达使用年限后通过合法渠道让其流入正确的拆解环节。厂商也不应只是售卖家电，家电维护应成为终身制，在家电报废后也应当采取相应回收措施。此外，就我国国情而言，要实现从废旧家电有偿回收到丢弃废旧家电要付费的转变，恐怕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家电回收体系应当常规化、合法化，并对于进行家电回收的企业进行高标准的资格认证，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日本的循环经济产业园

社会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富裕，另一方面，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及大量的废弃型经济活动也使有限的地球资源变得枯竭，垃圾最终处理的容纳场地面临严重的缺乏，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环境难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当前的生活方式，以实现环境负担小的“循环型社会”。

考察团参观了3家日本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第一个是位于埼玉县的樱环境中心，第二个是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的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区，最后一个是在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大牟田环保城。

先说说埼玉县的樱环境中心。埼玉县位于日本关东地区中部的内陆县，是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东京都市圈的组成部分，两条新干线构成交通运输主动脉，交通网络稠密，是日本东部最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埼玉县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以工业、文化、艺术闻名，是东京北部最重要的工业区。

埼玉县共有4个垃圾处理中心，樱环境中心是其中之一，它属于政府项目，负责处理四个区的生活垃圾，能适当地处理市内排出的垃圾，为了创建循环型社会，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努力。樱环境中心约有员工200多人，占地面积达51000平方米，由热回收设施、再利用中心、管理办公中心（环境启发设施、余热体验设施）构成。在樱环境中心，考察团观摩了回收垃圾楼、垃圾焚烧楼、办公综合利用楼等地的设施，其中的停车场最初是生活垃圾的填埋处，中心的3R探索室、3R咖啡馆、浴池、游泳池以及食堂等都能对外营业，向公众开放。

在樱环境中心，95%的垃圾都得到了再利用。这里采用竖炉式氧化熔融炉，能适应多种性质的垃圾及其变化，设施安全且运行稳定。利用垃圾焚烧时产生的热能发电，可以供给设施运营使用；除了供给自己的办公使用外，富余的电力还可以出售给电力公司营利。樱环境中心的市民浴场等余热体验设施的温水也是利用热能来供应的。在再利用中心，我们看到PET瓶手工分选传送带上的员工，通过手工分拣出混入瓶中的异物，并对不同颜色的瓶子进行分选，做这个工作的大概有50名员工，他们每工作半小时就会休息10分钟。

考察埼玉县樱环境中心

参观过程中，我们不断看到一些市民开着私家车将已经分类好的生活垃圾运送过来，直接按品种倒进收集的大窗口，便利又高效，他们可不是来卖钱的，是免费将可回收的物资送到专业的处理机构进行再利用。在综合办公楼里有一个修复工作室，市民将损坏的瓷器带来，由专业的民间艺术家义务为市民修复；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跳蚤市场”，市民可以把家里不用、干净无损的衣物带到这里进行“交易”或“互换”，物尽其用。在多功能广场，有不少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在悠闲地打着门球，这里是全体市民可以随时来享受和应用的公共社区，可谓老幼皆宜；生态园内的稻田和池塘处处绿草茵茵、空气清新，的确让人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环境友好”。

我们考察的第二家园区是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区。北九州市位于日本九州的经济中心福冈县，以北九州和福冈市为中心构成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之外的“北九州福冈都市圈”，因地处日本九州岛的最北端而得名。全市面积488.78平方公里，作为九州工业带中心的北九州市，全日本新干线80%的铁轨都来源于此，是日本最主要的工业和港口城市之一。日本的现代工业是从1901年在安装了日本第一座近代高炉的国营八幡炼铁厂正式投产的北九州开始的，该工业地带的主要产业有钢铁、化工、机械、窑业以及信息关联产业等，是日本四大工业基地之一。

北九州工业区域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不断出现的环境污染公害给该地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许多大型工厂集中建设和运行在洞海湾边，年降尘量创日本最高纪录，许多市民感染上了哮喘病，洞海湾一度成为连大肠杆菌都不能存活的“死海”。1968年，震惊世界的8大公害事件之一的米糠油事件（亦称多氯联苯污染事件）就发生在这里。经过市民、政府以及企业20多年的不懈努力，北九州环境得以恢复，经济结构也得以成功转型，第一产业明显衰退，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制造业的结构由钢铁、造船为代表的重工业型产业向以半导体、汽车相关产品为主的加工、组装型产业转换。北九州市终于从“灰色城市”、“七色烟”变成著名的“生态城市”，成为日本高科技产业、新兴工业的主要基地，洞海湾如今已有100多种鱼类和贝类栖息。

为了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北九州市充分利用多年 “制造业城市”的产业基础和克服公害的过程中所培养起来的人才、技术和先进经验知识等，制定了“环境保护政策”与“工业振兴政策”并重的独特地区政策。通过与附近的北九州学术研究区紧密合作，全面开展环境领域中从“教育·基础研究”到“技术·验证研究”、“企业化”等综合性项目。为了使其先进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改善中也能起到作用，北九州市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派遣专家和接收国际研修人员等活动，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区每年都会接待3万人次的参观考察，其中20%是海外的客人。

考察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区

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日本目前共有26个生态工业园区,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区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由填海造地而生的，建于1997年，占地2000公顷，总投资额达770亿日元，其中国家投资了132亿日元，市政府投资了70亿日元，其余的568亿日元全部由企业出资。现今，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区具备了各种方式的循环利用能力，已发展为日本最大规模的再生产业基地。园区内有可以参观作为生活支柱的能源供应基地以及新生代天然能源和生物质能源，同时还提供企业间的合作和创新技术的研究等各种信息，园区中心的分馆还设有展览区。除此之外，园区还拥有综合环保联合企业（系开展有关环保产业企业化项目的区域，各企业间相互协作，推进零排放，形成资源循环基地。例如：塑料瓶再生项目、办公设备再生项目、汽车再生项目、家电再生项目、荧光灯再生项目、医疗器具再生项目、建筑混合废物再生项目、非铁金属综合再生项目以及小家电再生项目等）、响滩再生利用工厂群区、响滩东部地区（市政府将平整后的土地长期租给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在环境领域的发展）以及其他地区（包括：食品废弃物再生项目、办公设备再使用项目、废纸再生项目、炼铁用发泡抑制剂制造项目、都市矿山再生项目）等。

这个曾经是日本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如今成为一个全世界都争相效仿的城市环境治理榜样。自从2009年12月16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亲临北九州市考察环保及高科技产业园区之后，国内各级政府竞相开展北九州环境治理经验的考察和研究。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考察团一行参观了环保图片展区。在加强各类生活和工业垃圾回收利用、实现资源有效回收、垃圾“零排放”展台前，团员们详细询问了有关再生项目的开展情况，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用废塑料瓶回收再利用制作的服装、用建筑废料回收制成的环保材料等再生艺术产品。随后我们还考察了园区中的两个项目：旧车拆解再利用项目（西日本报废汽车循环利用株式会社，前面已有介绍）和OA办公设备再生项目。

我们考察的第三个园区是大牟田生态环保城，也叫大牟田生态小镇（OMUTA ECO-TOWN）。大牟田市是位于日本福冈县最南端的一个工业城市，面积80.5平方公里，有三池港，利用涨潮巨轮可以入港。大牟田市内多丘陵，临海地带填海造陆后形成市区，1889年因开采三池煤田而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形成煤炭化学工业，现以化学、冶炼（炼锌、炼铝）和采煤机械三大工业为主。

考察大牟田RDF

在大牟田生态环保城，我们了解到什么是RDF（Refuse Derived Fuel）,它是一种废物新资源，即垃圾衍生燃料。它的产生过程是：含有50%水份的生活垃圾（包括厨房垃圾）经过破碎干燥，压缩成固体颗粒作为燃料；由于干燥，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既没有难闻气味，也没有腐烂，运输和存储便捷；此外，它在高温下燃烧，能大大减少二恶英的排放。由此出产的RDF可以进入大牟田RDF发电厂，新的能源就此诞生。在RDF发电厂，RDF由大牟田及其28个邻近城镇和城市（7个合作社）生产，高温和产生的热量用来发电，区域内合作将垃圾转化为固体燃料，从而实现热循环。

在大牟田再生广场，我们考察了不可燃垃圾分选中心。各种垃圾分选设备的外观设计与周边环境十分协调，所有的设备都设在建筑物内部，低噪音、低振动并采用各处独立的地基以及大型消音器，设备采用旋风及滤布袋除尘方式，大大降低排气中的粉尘，防止对大气污染；为了防止从排水槽等处有臭气产生，设备也安装了脱臭系统及除臭剂喷雾装置。难怪我们在参观时只看到机器在运转，耳朵听不见噪音，也看不到粉尘弥散，脚下没有任何振感，更没有闻到不舒服的味道。通过这些科学有效的回收及分选设备，将家庭大型不可燃垃圾进行粉碎、分离，分选出其中的铁金属及铝等。而那些分离出的可燃垃圾，则转化为RDF，供至RDF发电厂。大牟田再生广场回收来的资源有：空罐、空瓶、废纸材料等。在未来，他们还计划有选择地回收、分离、分选、包装和储存诸如宠物瓶、托盘和其他塑料制品等物资。

考察大牟田center 环保城

记者了解到，大牟田生态环保城可处置四大类废物资源：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工业废物以及海洋工业废物。在环保城内有一个核心的配套中心—大牟田生态交流学习中心，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展览馆，供社区与参观人士尤其是孩子们的互动和学习。在这个学习中心，考察团员们体验了各种令人愉快的环保科技互动功能，在视听训练厅里进行了人机游戏，观看了垃圾分类的动画片……有关环境保护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以不同方式浸透并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种产业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考察这3家园区，我们深入了解到日本的产业园区十分讲究协同合作与科学规划，拿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区来说，他们的“北九州模式”即“官、产、学、民”相联合，具备了以下特点：一是在企业、大学及政府部门强有力的协作下开展工作。二是临近原有工业企业聚集地和学术研究区。三是可处理较大区域内的废弃物。四是通过与园区内的各个企业、市内的再生企业以及区域内管理型处置场（卫生填埋场）的协作，为安全可靠的处理提供保证。五是努力公开相关信息，加强与市民之间有关风险方面的信息交流。六是推进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一条龙服务，使手续简便而迅速。七是在确保作为原料的废物回收量和再生品的利用方面提供帮助。八是制定了环境未来技术开发补助金制度，扶助环境领域的验证研究、社会系统研究和可行性研究。

此外，北九州市成功转型成“绿色城市”后，又充分利用其他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契机，在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环境技术”输出。北九州市的国际合作是借助与各民间团体、研究机构灵活的互动来推动的，这是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特点。

考察团员一致认为：政府主导是发展基础，社会公众参与是进步助力，企业专业是经营的关键，“产学研”结合是产业智库，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是不竭的动力，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以上这些或许都能成为我国规划建设循环产业园区时可以借鉴的地方。

日本的垃圾分类

说到日本的循环经济就不得不说说日本的垃圾分类，日本人的严谨与细致是全球公认的，这为他们能常年坚持对垃圾分类，并提升世界的环境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日本人认为生活不能粗糙、不能凑合，生活品质在各处细节都有体现。

日本的垃圾分类缘于一场不得不打的“垃圾战争”。上世纪的70年代，东京被“垃圾围城”。70%的垃圾，被直接堆在东部的江东区。数百年来，这里一直就是“江户垃圾桶”。这场“东京式垃圾战争”延续了3年之久，1974年，在东京地方法院调解下，“垃圾战争”终于和解，并确立了“各扫门前雪”---即“各区垃圾自己处理”的总原则。今天，东京23个区建有21座垃圾焚烧厂，不仅涩谷这样的繁华市区里有，中央区的焚烧厂离日本皇宫更是只有3.5公里。没有焚烧厂的区，可以花钱交给别的区处理。不过“垃圾战争”遗留下了巨大隐患：当时的垃圾都没有经过细致分类，而是直接拖进了焚烧炉里。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日本大力发展垃圾焚烧，6000座焚烧厂称霸全球。日本空气与土壤中的二恶英含量，也飙升到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1999年“埼玉蔬菜事件”后，日本政府做出了强力改变。同年7月“二恶英法”出台，2000年1月实施。要想大幅减少二恶英排放，只有把垃圾分类搞严、搞细、搞到底。史上最严苛的垃圾分类开始了，有多严呢，可理解成乱丢垃圾就要破产的程度。这种严重的利害关系，使垃圾分类得以贯彻。2003年，日本二恶英排放较1997年大减95.1%。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鼓舞了日本民众坚持分类的信念。目前日本每年每人的垃圾生产量只有410公斤，为世界最低，比一些贫穷的农业国家还要低，这就是源头减量。

日本垃圾分类很明确、也很精细、大致分为4类：1.可燃烧垃圾（食物、纸类）；2.可回收垃圾（玻璃瓶、塑料瓶）瓶子里面的饮料等要清洗干净；3.资源垃圾（报纸、杂志、纸箱等）；4.有害垃圾（电池、打火机、喷雾罐等）。另外，“扔”电视、冰箱等家电还必须和专业收购商联系，并支付一定费用。大件的垃圾每年最多只能扔4件，否则需要另外付钱。更“精致”的操作是扔垃圾。以上垃圾根据地区不同收集日也不同。大致是可燃垃圾每周收2次、可回收垃圾和资源垃圾每周收1次、有害垃圾每月收2次。日本家庭的墙上通常贴有垃圾回收时间表，住户需要在垃圾清运当天的固定时刻前，把垃圾送到指定地点，错过时间就要等下周。在日本考察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如果在外面产生了垃圾且没有遇到“合适的”垃圾箱，他们常常会把垃圾带回家之后分类再扔掉。

大牟田市的垃圾袋

严苛的环境法律、深度的民间参与、专业的分析监测、就近的焚烧厂分布、长期的分类教育……这些因素，逼着日本人越分越细，值得我国国人参考借鉴。

我国的垃圾分类自上而下地也推行了20年，但屡战屡败，解决方案终于又回到最前端的个人分类上。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到2020年底，要在包括北京在内的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上海率先启动立法，并于今年7月1日开始全面推行强制垃圾分类。据报道，北京也将推动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开展垃圾强制分类，并逐步实现全覆盖。

我国传统废旧物资回收可以直接在源头实现垃圾减量，源头垃圾分类越细，再生资源品位就越高，获利就越多，该回收网络垃圾分类积极性高。与之相反，传统环卫系统原生垃圾产生量、收运处置量越大，其获得的收入就越高，因此除了在处置设施超负荷倒逼外，并没有推动垃圾分类和减量回收的动力。这两套独立运行系统在源头上存在的利益冲突，废旧物资回收和生活垃圾分类的两套系统缺乏统筹，必然降低城市垃圾分类、收运体系的运行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强制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垃圾分类和回收“两网融合”。然而，“两网融合”并非易事。垃圾管理的条块分割严重，有的归街道管，有的归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管，有的是物业公司，每个系统都有各自的行事风格和禁忌，其他部门很难插手进去。除了要解决垃圾领域里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垃圾分类要推动，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人，在于每个人能否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