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产业如何应对“提质增效”？

“环境产业已经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时代。”在2019（第十一届）上海水业热点论坛上，E20环境平台董事长、首席合伙人；清华海峡研究院生态中国创新中心主任；《两山经济》作者傅涛以“两山思维下的提质增效”为主题，在两山思维的指导下，系统解析了环境产业如何应对提质增效。

以下内容根据傅涛现场发言整理：

新时代下产业提质增效的六大背景

论坛现场，傅涛从环境产业目前所处的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环境产业的现状。

第一，发展进入换挡期，产业需要潜水前进。

“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40周年，虽然成就举世瞩目，但带来的压力也很大。”傅涛表示，由于外部环境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如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等，造成改革越来越难，开始进入深水区。与其他行业相比，环保行业的环境还是相对乐观的，但也绝不能坐享其成，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就意味着产业已经失去了可以摸着过河的“石头”，到了潜水前进的关键期。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深度转型，正是发展的换挡期，产业的动力因素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傅涛认为，目前的要素流转速度在不断下降。他用“盖子理论”来形容目前所处的换挡过渡期。如果比喻中国有十个锅，其实只有五、六个锅有锅盖。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都呈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经济运转快，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有盖子的。一旦经济下行，资金流转变慢，就暴露了缺盖子的锅。如同击鼓传花，一部分没有盖子的企业就会面临严峻的考验，甚至破产。近两年就已经有十几家环保上市企业置换了实控人。这就印证了，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在粗放的路径上走得远。

环保行业本质上讲是环境公共服务行业，行业的甲方是地方政府或工业企业，行业的甲方原来一直是在被动性的释放需求。原来产业内的企业基本上只是追求最低成本、最快速度，达到排放标准即可。

随着城市发展模式和工业转型模式的变化，以及环保督察力度的加大等等，使得行业的两大甲方，从原来被动环保到主动环保，也深刻地影响着产业的供给。傅涛强调，这就需要产业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第二，产业战略完全居于国家战略驱动之下。

去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经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在此背景下，各个城市也开始陆续并入到这一战略之中，点状的城市发展，已经逐步走向链接，如“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启动。傅涛强调，任何城市和产业都不可能跳开宏观战略而独立生存。城市之间不再是单点的自我发展，而是手牵手一起协同发展。这一趋势让环境管理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域分割，有利于实现区域联动的绿色发展战略。

以此为基础，我们会发现，每一个行业的战略都在考虑国家的战略目标。“绿色”恰是所有国家战略的本底，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突破重大战略，另一方面也在强调绿色发展，强调不搞大开发，要做大保护。傅涛认为，这就决定，我们不能按照成本中心的思维对付绿色发展的战略，也不能用点状市场的思维来布局。

第三，生态环境仍然上升到政治高度。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带来很大的压力，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生态环境仍然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环境需求仍在持续释放。

第四，政府支付意愿加强，但支付能力萎缩。

傅涛强调，尽管中央层面不断加码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强化监管和督察，但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却在逐步衰减。由于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经济风险的控制力在加强，税收贡献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2019年计划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能够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变少，能够用于环境支付的部分就更少之又少。部分城市已经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开始收明年、后年的税。

因此2019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反复强调，政府要准备好过苦日子了。由此傅涛表示，这样的背景就促使环境市场模式的转型，简单依靠政府支付所支撑的环境产业是不牢靠的。

第五，环境产业资本套利的时代终结。

环境股的下跌，就是单一政府支付上市估值模式的终结。

傅涛表示，原来环境股是估值过高的板块，平均倍数达到三、四十倍。现在这一估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资本市场正在向美国市场、香港市场、新加坡市场靠拢，香港市场的平均倍数不到十倍，美国市场、新加坡市场更低。我国的环境股即便跌了一半，还在二、三十倍徘徊，傅涛认为，这一估值未来可能还会降低，向十五倍发展。

最近两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环保上市企业更换了实际控制人，是因为按照原来传统模式的融资已经不可持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回归产业的本质。

同时现阶段的“中美贸易战”不会是一个短期行为。而为应对中美贸易战，中国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非常强调金融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投资已经进入了后PPP时代。受严控金融风险的影响，前年开始，PPP迅速进入理性发展阶段，很多没有真正持续经营的PPP项目难以为继，很多问题也在这个环节暴露出来。傅涛强调，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以PPP为代表的项目融资都是不可靠的，环境产业的资本拉动是靠不住的。

第六，监管趋严，责任划分越来越清晰。

环保督察的常态化和趋严性，在促进环境需求更大释放的同时，也给产业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很多产业问题也在环保督察的过程中暴露出来，如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的违规运营行为；污泥二次污染的责任问题，以及进水超标导致出水超标的责任问题等。

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立案处罚4万多家企业，罚款达24.6亿元。傅涛强调，对于环境企业来讲，违规行为的成本非常高，原来简单的项目扩张、低水平的运营都面临着巨大风险。

由此，傅涛也指出，以资产差价盈利的时代已经过去。

环境产业过去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很大一部分利润不是靠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靠资产增值创造的价值，至少有50%的效益来自于资产的增值，房地产的资产增值至少达到60%到70%，但是这个模式是不可升值的。傅涛表示，大公司原来做战略，基本先选择跑道，现在不仅要选择跑道，也要选择用什么车，用什么油，驾驶技术和驾驶环境如何。单一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按照同样的资产模式，不断寻找不同细分领域的路不通了。而是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布局来持续。

水业市场的未来在哪里？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污水处理从非常小的规模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但傅涛也强调，目前中国的污水处理只是规模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工程质量、运营质量，以及服务质量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差距较大。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国水体黑臭问题严重，城市内涝以及一系列治理问题等依然很多，傅涛形容“按了葫芦起了瓢”，环境治理往往抓了一个点，又冒出另外一个点，一直在徘徊之中。

傅涛认为，环境产业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时代，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潮流。这个潮流是对高质量，纵深化，过程化，精细化，系统化的追求，将迎来环境服务业的回归。

环境产业真正要做到提质增效，首先不能再是成本中心，要做价值中心。傅涛指出，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产业是客户的成本中心，每一个伟大的产业都要为客户创造价值。

其次，不能再是代工厂，要主动对接绿色转型。要进入城市发展和绿色化转型的过程和环节当中去。

三是，不能再是雇佣军，要做生态环境的主力军。傅涛认为，环境企业应该勇担生态环境建设的责任，成为主力军。

四是，不能只把达标作为服务目的，而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

提质必然带来成本的增加，那么提质后的价值和效益在哪里呢？

首先，提质的效益是系统施治的结果。

系统优化将带来更大的价值，如果只在行业内进行优化，可能带来20%到30%的成本优化空间。如果跨出自有的系统，从需求侧就开始优化，可能带来70%到80%的优化空间，甚至实现不花钱做环保。

真正系统性的服务，要打破专业分工，不能用综合代替系统，未来产业应该是面向效果的更加精准和科学的系统施治，更让用户感知价值的系统服务和方案。

傅涛指出，系统治理集中体现在河流治理与保护上。习总书记2014年提出了指导水资源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在长江大保护工作中，习总书记也提出了系统治理的思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区域协同”。

傅涛介绍，E20在上海做了半年多的河长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是能最好体现面向效果的系统施治的载体。但目前河长制还没有做到位，从有名，到有实，到有效，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围绕河长制如何变得有实、有效，E20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发现河长制的治理和系统产生效果有密切的关联。

以前的河流治理面临三大难题：

首先就是系统问题。以往我们治理河流一直是九龙治水，部门各自立法，各自设立规则。要做好河流治理，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各个部门对水的施治，由一个河长、一个行政首长到彼此联动。

第二个难题就是协调的问题。我国是行政强权的国家，所有的行政权利集中在行政首长，行政首长再按地域进行分割。但河流是有上下游的，这就涉及了上下游的协同问题。去年年底，《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的发布，是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的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

第三个难题是支付问题。河长制涉及的大部分工作没有清晰的支付体系，加之非经营型PPP项目被关在了门外，大部分河道治理工作无法实现持续性的工作，支付难题更加突出。

围绕这个难题，傅涛带领团队在上海做了河长制的实践探索，探索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实现治理目标。创新性地提出了以“1+6+3”的实践路径为指导，即一个目标(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的系统目标)、六个统筹(规划、工程、运维、经费、监管、社会参与)、三个支撑(发挥河长办作用、智慧化手段助力实践、考核机制驱动落实)。傅涛强调，简单概括就是由九龙分治变成九龙共治。

第二，提质增效的价值还体现在绿色转型上。

“要向过程要效率，”傅涛强调，环境企业应该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城市环境需求在加剧，但支付能力却越来越弱。这样的背景下，城市治理的效益需要在与城市绿色发展的融合中体现。

同时，工业市场的结构性兴起，也带来了工业企业环境需求的加剧，但工业企业环境支付并非萎缩，而是升级。如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工业市场的效益在产业绿色转型的内部。

第三，提质增效更大比例的价值体现在价值奇点上。

傅涛指出，要实现能赚钱做环保，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价值奇点。需要有效链接自然生态价值和社会生态价值的关键点。同时要具备成为价值奇点的要素：符合潮流趋势的出众、上善若水的时机把控、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

傅涛强调，环境产业是天生就在价值奇点之上的产业。E20环境平台也有一个愿望，希望帮助未来立足于环保行业的优秀企业，打造各自的价值基点，打造“一带一路”提质增效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