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拾荒江湖兴衰—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底层真相

赵胜是一名流水线上的拾荒者。每天，他紧贴着一条传送带工作，扫视、摸索、拆分，快速从里面分拣出塑料、金属、橡胶等可回收物，扔进身后的编织袋。

这里是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一天要处理5000多吨生活垃圾——相当于北京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的五分之一。近十年来，赵胜所在的明珠洲际科贸有限公司承包着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回收项目，每天承担1600吨－1800吨的分拣量。

赵胜的工作是把垃圾分类做到极致。光是塑料，他就能分出十几种，而且还能分辨哪种更值钱。比如，光是一个饮料瓶，瓶盖、瓶身、包装纸的材质是不同的；拿到一个透明塑料储物箱，要把彩色的把手从箱体上掰下来，两者材质不同，透明的更值钱些。

经历过流水线上的分拣后，挑剩下的垃圾被用来焚烧发电、填埋；而那些拣出来的，将在造纸厂、塑料制品厂、金属制品厂重获新生。

赵胜们来自偏远、贫瘠的乡村，仰赖城市里的生活垃圾维持生计。他们在垃圾桶、垃圾楼、工厂式的垃圾分拣车间里寻寻觅觅，他们中也有一批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叫喊“收废品喽”。

最鼎盛时，北京拾荒者数量达到17万人。这一群体受到的评价极为两极化：一方面，拾荒者之间的交易未被纳入国民经济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回收的废品量和送往垃圾处理厂的垃圾量相当，为北京省下一半垃圾处理开支。一方面，他们缓解了城市垃圾围城现象；另一方面，他们游离于监管之外，在生产、交易中制造环境污染。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政策的裹挟之下，北京拾荒群体的生存空间愈加狭小。

30多年，宛如浮萍流荡，起落沉浮。拾荒者的前半生，是底层追逐更好生活的写照，也是城市垃圾对策变迁的生动切面。过去，他们因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出现，未来也必将随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缓解而消失。

不变的是，城市和垃圾依旧存在。

从村庄到流水线

那些被人们扔掉的东西，破袋而出，重新在传送带上展露真容。赵胜说，垃圾里有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肮脏的、腐臭的、涉及主人隐私的，也有让人兴奋的，比如大叠大叠的钞票。

垃圾里捡到钱，是分拣工们津津乐道的事。赵胜的上司老夏说，早年有个分拣工突然离职去做生意，后来他听说，这人从传送带上捡到一个包，里面有几十万元现金。就在老夏向《财经》记者讲述这个未被证实的传闻时，几名分拣工附和过来，分别说起他们熟知的其他版本的分拣工捡钱致富故事。不一样的时间、人物、数额，却有着同一种功效——足以激励平凡岗位上的他们分得更仔细、拣得更有劲。

就连不怎么进分拣车间的老夏，也交过一次好运。几年前，老夏在车间检查，瞧见传送带上一件衣服口袋鼓鼓囊囊的，下意识拿过来翻了翻，里面塞着一叠钱，回去一数，整整7900元。不过现在，这种好运越来越罕见了。分拣工们归纳出两个原因：电子支付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现金交易，纸钞用得少也丢得少了；反腐败卓见成效，往垃圾桶丢巨款的贪官少了。

对赵胜来说，脏没什么不能忍受的，“反正这个皮带，一下子就过了，脏的（东西）又不伤手”。

更大的挑战是气味。

垃圾分拣车间大门紧闭。如果没有要紧事，管理层不愿轻易推开这扇门。里面弥漫着一种类似臭苋菜的味道，浓稠的气味非常霸道，一旦粘上衣服，掸也掸不去。“进去走一下，就算马上出来，我也要换身衣服。”一名管理层员工说。

赵胜的家乡位于四川巴中。山村里交通和经济都不发达，也没有一家企业。赵胜在家带孩子，偶尔做点农活儿。

2012年春节，觥筹交错间，一位从北京回来的老乡说起，在北京捡垃圾不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25岁的赵胜备受鼓舞，过完年，他带着妻子来到北京，成为垃圾分拣流水线上的两个小蓝点。

和赵胜一样，他现在的领导——巴中人许际才的命运转折点也出现在25岁。1986年，许际才月入不到30元。一位姓雷的老乡告诉他，上北京捡破烂，一天就能挣30元。

许际才说，老雷回北京那天，什么都没带，就带上了自己家的三兄弟。他也很想去北京闯闯，像老雷一样月入900元，于是恳求老雷：“把我也带上呗。”

一张12.5元的火车票，把他送到北京。来自钢铁企业的废材，有铁也有水泥，用个锤子把里面的铁剃出来，废铁能卖二毛五一斤。一天下来，许际才果真能挣到二十几元。

“我们那个时候相当苦。”许际才说，刚到北京时，没有固定住所，用块塑料布蒙住被子，和锅一起随身带着。白天到处捡废品，走到哪里，晚上就在哪里休息。

偶然的机会，寄居粪库的许际才遇到一位下来调研的官员。这人是王维平，当时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负责管垃圾场。王维平回忆，看到数九寒天住在粪库里的许际才，觉得他特别可怜。

1988年，许际才和另一名巴中人辗转找到王维平，说想去垃圾场捡垃圾，请他帮忙写条子。王维平答应了。

“当时我没有什么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仅仅出于怜悯之心，觉得这些人不容易。另一个考虑就是，你捡得越多我越省钱，就不用去花钱焚烧了。”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就成立了国营的废品回收公司。到上世纪70年代，二环路内出现2000多家废品回收站，几乎每个胡同都有。

“但是自打许际才他们一进京，迅速地把这支队伍给击垮了。”王维平说，拾荒群体的优势在于不怕丢人，背着一个破口袋，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翻。废品回收公司的正式职工不会这么做，出于面子，也有体制上的原因——不管回收多少废品，月薪都是固定的。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四川巴中、河南固始的农民受到高收入诱惑，前赴后继涌向北京。一如现下蜂拥而去BAT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城市白领们。

往后数年，北京拾荒群体数量迅猛增长。据王维平撰写的《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称，20世纪末，在北京拾荒的外来人口有8.2万，其中约4.6万来自四川，约1.7万来自河南，约1万来自河北，约1700人来自江苏。

拾荒江湖滋生出大量恶性事件。1996年，许际才等人又找到王维平，说了两件事。首先是自称因王维平帮忙写条子进垃圾场而“发了大财”，想要报恩。第二桩是，北京垃圾回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拾荒者户籍不同分成了13个帮派，这些帮派甚至有各自的“武装”，为争夺地盘，每年都有打架、斗殴等事件发生，还有人为此丧生。他们想借助王维平的力量为四川帮“扩大地盘”。

“我当时就萌生了调查这支队伍的想法。”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几天后，他召集各个帮派负责人聚餐，想要调查各帮人数、盘踞地点、主要营生及人均收入。

王维平说，为减少恶性事件，他给各个帮派分了工：四川人捡垃圾（小区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填埋场、处理厂），河南人收废品，河北人在四环路外接应负责向外运输再加工，江苏人则主要搞泔水和地沟油。这一拾荒格局延续至今。

焚烧不是最好的选择

呼之欲出的垃圾分类立法，让流水线上的拾荒者认为，月入四五千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继上海开展强制垃圾分类后，北京的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在即，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

王维平说，目前，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已进入减量化、资源化阶段，而垃圾分类正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措施之一。

就像排斥电子支付在取代现金支付一样，流水线上的拾荒者也对垃圾分类感到反感。他们担忧的是，垃圾分类后，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了。那么，垃圾分拣流水线便没有存在价值了，他们也将面临失业。

“大不了不干这一行了，不挣这么多钱了。”赵胜说，他还年轻，随时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其他工作。

54岁的徐治新没这么乐观。他和妻子是“非典”后来北京的，刚开始在填埋场附近捡垃圾。一个月下来，两人能有8000元－9000元收入。他认为这份收入还不错。曾有人找徐治新去填埋场种树，他给拒绝了，“搞绿化挣不了多少钱，一般也就3000块钱。”

2009年，徐治新成为许际才手下。他在流水线上做过分拣工，也开过铲垃圾的铲车，前后工资变化不大。徐治新说，要是分拣项目没了，年轻人还可以出去创业，但像他这个年纪，就很难找到新工作了。

拾荒者的沉浮起落，是北京垃圾对策变迁的一个切面。

王维平说，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是个四部曲，先后经历了“眼不见为净”时期、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期、焚烧时期、减量化和资源化时期四个阶段。拾荒者的身影贯穿始终。

第一阶段，北京把生活垃圾运往郊区，“随便找个地方堆起来，简而言之就是眼不见为净”。久而久之，垃圾就围城了。北京市在1983年做过一次航拍，大致沿着现在的四环路一圈，仅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个。

随着北京申办亚运会、奥运会，城市摊大饼似的发展到了四环。这时候，北京开始建设垃圾填埋场、垃圾收集运输体系。之后，生活垃圾被运到垃圾填埋场，“找个坑就填”。

不管是堆起来还是填起来，都会污染地下水，周围臭气熏天，同时还产生大量甲烷——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

彼时，拾荒者的大本营，大多驻扎在垃圾堆放场周围。1997年，王维平曾挨个去13个帮派的大本营调研，周末就和拾荒者住在一起。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难闻的气味。难闻到什么地步？大本营里冬天都有苍蝇。不管是那的蟑螂还是绿豆蝇，个头都很大，一点也不像北方常见的。

三九天，饭碗一捧，一层大绿豆蝇就在上面趴着、围着，王维平把它们扇开，马上又聚拢回来。

随着填埋场建成，拾荒者聚集到了填埋场附近。不过，由此产生的隐患也很多。汽车卸垃圾，来回冒土扬烟，偶有意外伤人事故发生。

第二阶段，是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代。“标准化”是指把填埋场的危害降到最低，具体做法是：填埋场下铺设七层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分区填埋，倾倒的垃圾当天压实、盖土；把填埋场产生的甲烷倒排出来，用于集中发电；对填埋场的污水进行处理。

国际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用标准化垃圾填埋场。1994年中国首座标准化垃圾填埋场，也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建成投产。

新对策没有彻底解决矛盾。首先，防渗膜的有效期为12年，过期后，还是会污染地下水；第二，填埋场产生的甲烷仅有一半能被有效收集；第三，填埋场占用大量土地，一旦填满垃圾，很难重新被利用。王维平说，这种土地上，盖房子地基不牢，绿化也不行，堆体里不断发热，树种了就烧根。

第三阶段，以焚烧为主的多样化末端处理方式。当北京计划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烧厂，也就是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时，遭到了民间反对。据王维平回忆，2009年，全国多地出现抗议垃圾焚烧的示威游行。反对者认为，焚烧是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

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官员让王维平出面和反对者进行沟通。王维平带着反对者去日本参观了垃圾焚烧厂。在日本，垃圾焚烧厂一墙之隔就是幼儿园。“参观过程中，他们慢慢了解到，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是烟气净化，有60％的投资花在烟气净化上。净化到什么程度呢？比烧油的炉子、烧煤的炉子都干净。”王维平说。

也正是这一年，许际才承包下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回收项目，进入了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分拣行业。他招了100多位拾荒者来当分拣工，行情好了，多招一些，行情不好了，少招一些。

截至2019年2月，中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在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突破400座。王维平认为，垃圾焚烧还不是处理垃圾的最理想方式，垃圾对策的上策是第四个阶段——减量化、资源化阶段。

他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垃圾焚烧厂即便能克服“人类一级致癌物”二英，但产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化物等还是存在污染。第二，焚烧的产物之一飞灰属于危险废物，处置过程中暴露很多问题。第三，焚烧厂的炉渣率有23％，大部分最后还是要填埋。

断裂的回收链

早上7点不到，李军一家驾驶两辆货车，从居住的西六环出发，开向北京石景山。他们将在一个小区外支起摊位，迎接附近居民，也迎接骑着三轮车来送货的、更下游的废品回收者。

李军回收各式各样的废品。每天最多能收2吨纸、1万个矿泉水瓶，还有铁、铜、铝等金属。一年下来，刨除花销，有10多万元收入。在李军看来，这些是辛苦钱，“本地人估计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