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668座城市中已有2/3被垃圾包围垃圾分类要和“懒惰”开战-北极星固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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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已经够烦人了，口罩不能摘，电影没法看……都这么糟心了，还要对着一堆垃圾思考怎么分类，不是添堵吗？

疫情期间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去年刚在广州推行的时候，许多小区的垃圾投放点，都有一名监督员盯着。

厨余垃圾没破袋的、可回收里掺杂其他垃圾的，都会被说，搞不好还会被罚款。

但疫情期间，监督员们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居民们胆子也大了起来，以前还要“被迫”偷偷扔到路边垃圾桶里，现在光明正大地随便扔也无所谓了。

管它什么桶，只要扔进去，我就是热爱卫生的好市民。

疫情期间的垃圾分类，只是垃圾桶分类

记得广州刚开始垃圾分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其他垃圾”桶里永远是满的，其他的垃圾桶里永远不满。

人们对垃圾分类的最高敬畏，就是深吸一口气，把厨余垃圾破袋倒掉后跑掉，赶紧呼吸，不然可能要熏昏过去。

这个现象在疫情期间变成了——只有厨余垃圾桶不会满，其他的垃圾桶都是满的。

垃圾桶分类了，垃圾却几乎没有分类。

什么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感觉都可以回收啊！

铅笔里的木料不是可以加工成纸浆吗？

陶瓷不是烧融了还可以重置吗？磨碎了做砖也可以啊？

反正也没人管，管他三七二十一，扔进去总有人来回收。

许多小区也懒得监督垃圾分类了，有的甚至直接把有害垃圾的桶用大石头压住，反正也没人上来专门收，堆积多了还污染小区环境。

这更加助长了居民们的懒惰。

我在广州海珠某小区的垃圾桶旁蹲守过一个下午，发现差不多每半个小时才有一个人破袋投放餐厨垃圾，其他人都是隔着1米远的距离一丢，然后转身离开，也不管扔进去没。

与此同时，垃圾车来收垃圾的频率也降低了。

微博上有网友吐槽称，广州祈福新村一片区，自从垃圾分类之后，就把垃圾集中投放点设到了居民楼门口。垃圾车一整天也来不到一次，整个门口垃圾乱扔乱放，堆积如山。

该网友询问小区物业，得到的答复是“政府要求设在这里”，但拨打12345市民投诉热线，却得到“并无此要求”的反馈。截至本文刊发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并非所有小区态度都如此敷衍。

据钱江晚报报道，杭州紫萱社区面对疫情对垃圾分类造成的冲击，想了一个绝招——

在垃圾投放点旁装了监控器和扩音喇叭。

一天夜晚，有一男一女来扔垃圾。忽然，头顶大喇叭作响：“现在已经过了垃圾投放时间！ ”

两人吓懵了，尴尬对视一眼后，女子提着垃圾返回，男子索性丢在地上走了。

真是人在做，“天”在看，扔垃圾也要多留个心眼才是。

有的小区增设了口罩专用垃圾桶，但专门去扔的人却不多。我随机问过一些丢垃圾的市民，他们都十分担心那个桶里集聚细菌病毒，不想打开垃圾桶的时候被感染。

但如果混入生活垃圾投放，造成扩散的风险更大。

防疫垃圾的分类，一定不能马虎。但疫情期间生活垃圾的分类，是不是应该放一放？

别高兴得太早，该来的还是要来

许多人觉得，疫情已经够烦人了，口罩不能摘，电影没法看……都这么糟心了，还要对着一堆垃圾思考怎么分类，不是添堵吗？

许多小区也觉得，每天测体温查健康码已经够累了，这时候还监督垃圾分类，我有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啊！

疫情期间受阻的垃圾分类，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主意。

4月12日，住建部城建司副司长刘李峰承认，“疫情的发生，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一定影响”。

政府部门的关注，意味着垃圾分类的推进，要重新上路了。

首都北京打响第一枪。5月1日起，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条例借鉴广州经验，将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

新《条例》指出，对未按规定分类的单位进行1000—10万元金额不等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长沙的惩罚力度比北京稍轻一些，对不按照规定分类投放垃圾的单位，可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煤炭大省山西计划在6月1日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其中特别规定，对未使用密闭运输工具，造成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或者滴漏污水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刚刚从疫情阴霾中走出的武汉，也表示将在年内制定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可以看出，各地强推垃圾分类的最主要措施，就是罚款。

只有深圳有所不同。去年11月1日，深圳正式实行垃圾分类激励办法。根据规定，深圳将对“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奖励1000元。

但实施半年来，我始终没有看到奖励派发的报道。到底是标准过高，还是无法执行，这就不得而知了。

不论如何，垃圾分类都不是可以用口号、或者金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广州在垃圾分类上展开了新尝试，将建立考核制度，把垃圾分类工作与官员干部绩效挂钩。

其中有一条细则很有意思，“在季度考核中，结果评为‘差’或在镇街范围列最后10%名内的村居，镇街党政主要领导对村居党组织书记进行谈话反馈，连续3次被谈话反馈的则结合实际调整岗位”。

管得不好，就得“下课”。这很像企业中的末位淘汰制度。

有尝试总是好的，因为一项好的政策，就是要从方方面面保障可行性。

垃圾分类势在必行，但能不能先缓缓

从宏观角度来看，没有人会反对垃圾分类。

因为我们产生的垃圾实在是太多了。

据央视报道，中国每年产生近10亿吨垃圾，全国668座城市中已有2/3被垃圾带所包围。

2015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已达790万吨，400多个大中型垃圾场，如同“七环”，将北京团团围住。

广州的生活垃圾只要两天不处理，就能一路堆到香港。

垃圾填埋，会污染水源；垃圾焚烧，又会污染空气。垃圾分类，既有利于回收利用，又可以最大限度实现无害化处理。

但不论在哪个国家，垃圾分类都不是想当然的事情，而是要和“懒惰”开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德国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65.6%，是全球垃圾分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水平有多高呢？从许多细节里可以看出，举个例子，德国有个饮料容器押金退还制度，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中包含一定金额的押金，在退还空容器时返还押金。

瓶身上有识别码，机器读码后，便会显示相应的金额，打印出来的收据，可以直接拿到超市买东西。

除了细节，还有法治。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多达8000余部，同时还执行欧盟400多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日本在垃圾分类上更为精细，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些政策，是不是“处女座”制定的……

以塑料材质的饮料瓶为例，瓶子的不同部分要被划分为不同的垃圾类别，需要洗干净瓶体，拧下瓶盖，撕下瓶身的塑料纸，压扁瓶体后方可回收。

德国、日本能把垃圾分类做到这样精细，经历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努力，而是长期、全方位的公民教育和立法过程。

如日本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通过了《废物处置法》，有的地区还对垃圾袋实行实名制管理；而德国在90年代就将条形码技术引入到垃圾分类管理中，实现了垃圾分类精准溯源。

因此，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应要走持久战路线，尤其应体现在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中，并规划设立专业培养专门人才。

至于疫情期间，还是先缓缓吧，除了医疗垃圾应严格分类回收处理之外，生活垃圾的分类应不急于这一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储殷认为：“现在财政那么紧张，基层工作压力那么大，拿出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去搞垃圾分类，是不合时宜的。尤其餐饮业刚刚遭遇疫情重击，垃圾分类会提升餐饮业成本，尤其是中小餐饮业的成本，现在搞真的合适吗？现在需要的是简政放权、与民休息，不能越困难越折腾啊！”

令人欣慰的是，在北京即将推行的垃圾分类政策中，我看到了“与民休息”的一面。

尤其是，北京没有规定强制撤筒和厨余垃圾破袋投放。

慢慢来，熬过疫情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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