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应扶持垃圾分类成为赚钱的产业 建议费用让企业和个人买单

作为“新时尚”，垃圾分类自上海率先落地以来已有一年，在这一年间，上海居民家里的垃圾桶多了，垃圾厢房变整洁了，志愿者的活儿逐渐少了，市民们分得清、拎得清。据上海绿化市容局报告，上海1.3万余个居住区的垃圾分类达标率由2018年底的15%提高到2019年底的90%，基本形成了垃圾全程分类收运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目前，全国多地持续加速推进垃圾分类，上海经验备受关注。

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曾刚教授看来，上海做好垃圾分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水到渠成。全国垃圾分类先期推行城市，需要基于自身禀赋，判断需要投入多大精力、选择何种角度参与垃圾分类，应该因地制宜，而非搞一刀切。

曾刚还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未来或在城市群间出现专门处理垃圾的专门场所，通过专业化的处理能力，不但保护环境，更能够通过资源回收的循环经济，反哺所在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都有不错的先天条件。

曾刚呼吁，各界应该改变对垃圾分类的固有思维——只把他当做不赚钱的公共福利事业。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开展科学的顶层设计，培育垃圾分类市场，建设垃圾处理产业链，鼓励社会组织、企业投资、经营垃圾分类与处理，帮助从事垃圾处理企业赢利，待垃圾处理企业能够独立从垃圾处理市场中获利后，政府就可以“功成名就”走向幕后。

上海搞垃圾分类实属水到渠成

出行一客：上海率先展开垃圾分类一年来，您感觉成效如何？

曾刚：致力于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上海拉开了全国垃圾分类的序幕，走在了前面。依托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城市管理能力，加上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在垃圾分类这一群众运动上，实现了顺势而为，开了个好头。

出行一客：我有个疑惑，上海垃圾分类的成果有财政实力和精细化管理能力两条腿支撑，但这种硬实力在全国并不普遍，所以全国范围内推广会否有难度？

曾刚：这个问题困惑着很多人，前不久一位环保NGO的负责人也表达过类似的疑惑。在我看来，推行垃圾分类有三阶门槛，不是谁都有必要玩、能玩得转的。其一，当地要有分类垃圾的必要性。垃圾分类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垃圾本质上是高成本的资源，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垃圾分类将举步维艰。其二，需要高素质的老百姓认可。市民要有共识，比如讲卫生、爱环境，愿意接纳因为环保而带来的“麻烦与困扰”。其三，需要技术和制度支持体系。垃圾分类与两弹一星不同，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这期间有显著的破窗效应，如何制定并执行行之有效的惩处措施也十分重要。同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需要从收、运、处理整个链条实现规模化、产业化，逐渐完备。这里面涉及到硬实力、也涉及到软实力。综上所述，我觉得上海搞垃圾分类恰恰是水到渠成，也是干得最好的。

出行一客：按这个标准来看，当初划定的全国46城作为垃圾分类第一批试点单位，并非全都符合上述标准，这就会给推行垃圾分类带来难度吧。

曾刚：梳理表单，你会发现入选城市的特点——每个省级行政单位选派俩城市入选。其实，一些西部边远地区，按同等标准推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是存疑的。作为学者，我觉得应该先行制定一套指标和考评体系，科学而合理地选择推行垃圾分类的城市。

中国垃圾分类尚处起步阶段，不能照搬海外经验

出行一客：那您放眼海外来看，有哪些可借鉴的先进经验吗？

曾刚：我认为，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尚处于早期阶段，我们不能与现阶段海外已经相当成熟、且已经迭代过的先进经验进行直接对比，这样容易削足适履。但是，有一些理念值得借鉴。在我看来，德国企业从生产环节、包装销售环节就思考节能环保问题，已经把节约资源、降低浪费做到了前置。同时，日本在垃圾分类和回收环节，通过居民端精细化的区分，几近做到了极致，这也是一种能力。我印象最深的是，德国汉诺威有全国最大的专用垃圾处理厂，他发电量足够数六十万人使用，自动化率很高、厂内工人极少。加上他们把整个工厂都封闭了起来，就像病毒实验室那样，所以站在五六百米的村庄外，完全闻不到任何异味。有个细节很好玩，这个厂旁边有个警察站，他们害怕有人在工厂里毁尸灭迹、破坏证物，所以定期巡查回收物。这个项目现在由中国国资从外方手里购入，成为了我国在当地最大的投资项目。

出行一客：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垃圾分类是否可以嵌套进区位经济规划中。比如，经济发达城市把垃圾集中运输至一相对欠发达地区，后者以低成本为优势，加以规模效应集中处置，两者间进行结算呢？

曾刚：这个想法有可能实现。你知道吗？瑞士是全球有名的垃圾进口大国。因为他们矿产资源缺乏，所以他们就通过进口垃圾实现二次分类，从中获取所需资源。他们整条产业链十分完备，同时还为全球做出了贡献。当然，这也得益于其身处强国之间，从地缘上看，周边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经济比较发达，从邻国进口垃圾，有利于改善瑞士与邻国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思考，推行垃圾分类的城市，究竟图的是啥？比如在资源紧张的都市区，是否应该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来弥补资源的不足？

出行一客：伴随江浙沪皖一体化，长三角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且自然资源禀赋并不充足，是否会率先落地这一模式？

曾刚：我觉得长三角、珠三角基础条件都不错。不但有庞大的人口、产业，垃圾分类市场前景光明。对从垃圾中回收资源，有真实需求。像京津冀、内蒙、东北，这种需求就不迫切。从长远来看，上海及长三角垃圾分类大有可为。

上海应让垃圾分类产生“赚钱”效应

出行一客：作为城市产业群的研究人士，您对上海垃圾分类的未来，有什么期许吗？

曾刚：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深谙生财之道，让不赚钱的事情变成赚钱的机会，将赚小钱的机会变成赚大钱的机会。我觉得，应该引导当今社会大量的闲置资本进入垃圾分类领域，早日使垃圾分类成为上海赚钱的重要产业。

出行一客：据观察，垃圾分类的商业模式仍不清晰，您觉得垃圾分类能否实现市场化、产业化？

曾刚：我一直呼吁，垃圾分类必须走向市场化产业化，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也应该是上海垃圾分类下一步的重心。我认为垃圾分类应该是三步走：第一步由政府主导；第二步由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主导；第三步由企业来主导，实现产业链合作。目前，海外发达国家做到了第二步、第三步，上海已经走到了第一步。这时候需要放开眼界，不能只把垃圾分类作为公共福利事业，而应该把当做一个产业去扶持，让其走上正轨，然后政府逐渐退居幕后。

出行一客：您觉得政府应该如何支持垃圾分类走向产业化？

曾刚：首先，要重视垃圾分类技术，更要扶持垃圾分类与处理技术的开发。现在国内对相关技术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很多人，包括政府科技、经济、计划管理部门仍认为环卫技术不够高大上、不够高精尖，是“赔钱货”，不愿以主动、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来培育、支持垃圾分类产业的健康发展。

出行一客：感觉在垃圾分类领域，很多理念还有待厘清和更新，这是“一盘大棋”需要系统性思维去布局。

曾刚：是的。基于我的观察，垃圾分类是一个量大面广的事业，迫切需要进行系统性思维，重视顶层设计，明确奋斗方向，避免盲从。特别是应该尊重市场，着力培育市场，让垃圾分类成为城市的新兴产业。建议我们的相关管理者，走出国门、走出传统思维定式，不光学习海外垃圾分类的先进技术，更要去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

出行一客：现阶段，垃圾分类由政府主导，由财政买单。您觉得未来，应该继续采用收税、财政拨款的间接模式，还是采用直接由居民付费的直接模式，更有助支持垃圾分类持续运作？

曾刚：谁多制造垃圾，谁就应该多付钱，超过一定的量，甚至是惩罚性地缴纳罚款。当然，推行这一点需要慎重，需要去看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让缴纳费用和罚款变成老百姓的重大负担，不能超出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