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王毅：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全面绿色转型与路径创新

3月23-24日，中金公司在北京成功举办“碳中和2060”论坛。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内外决策部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资深专家学者，共话碳中和之路与市场机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全面绿色转型与路径创新

——在中金公司“碳中和2060”论坛上的演讲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个重要会议，感谢中金公司邀请！今天我的题目是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全面绿色转型与路径创新。

今天我想谈三个主要内容：第一，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提出；第二，实现碳中和面临的挑战与阶段性特征；第三，系统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与实现碳中和愿景。

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提出

首先，谈一下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8年的问题导向阶段，我国的环境保护跟着改革步伐摸着石头过河，从以末端治理为主逐步过渡到过程控制，同时在制度上、政策上进行探索，环境保护入宪并上升为基本国策。第二阶段是1999-2012年的规模治理阶段，其标志是开始推动退耕还林等大规模生态工程建设，并在城市进行大规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开始努力走向平衡。第三阶段是2013年开始的系统推进阶段，国家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强调转变执政理念，从以GDP为核心转变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轨道上，另一方面也强调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试点探索，形成系统治理与保护的理念。

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进入系统推进阶段，在于社会经济发展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过去以运动的方式进行环保不同，更加强调用制度保护环境。现阶段我国提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绿色转型，说明末端治理已经基本走到尽头，不足以大幅提升中国的资源环境绩效，必须通过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来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新阶段，我们需要新的综合性的目标和抓手，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提出为我们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这里有三个观点与大家分享：碳达峰、碳中和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核心与中长期目标愿景，并产生综合、复杂与深远的影响；碳中和不仅仅是减排问题，更事关未来竞争优势、可持续安全与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碳中和意味着从发展方式到能源、产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乃至贸易与消费的系统性结构性变革、转型和创新。

其次，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提出也有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客观现实原因。自2001年进入WTO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使资源环境同经济增长产生新的矛盾。一方面，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以及未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资源配置将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量，中美在解决全球资源环境问题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新冠疫情的冲击及疫后常规经济恢复，都对国内外相关政策环境产生影响。“十三五”末期，我国的资源能源密集型行业出现密集反弹，在探讨“十四五”规划思路的过程中也出现去气候目标的倾向。

针对上述情况，有关方面提出了强化环境气候目标力度的意见建议，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经过多轮研论、咨询与协调，中央作出了重要战略决策。去年9月22日和12月12日，习主席分别在联合国第75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以及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了新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的具体目标。

在习主席对全球庄严承诺后，我国各政府部门、地方和企业对此作出全面而积极的反应，采取了一系列的解读、宣讲和落实行动。本次中金碳中和论坛也是其中重要活动之一。应该说明的是，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一项系统工程和系统性的变革，不是某个学科或者某个领域可以全面掌握的，也还存在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探讨。因此，希望有更多经济界人士关心这个问题，一起探索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法。

二、实现碳中和面临的挑战与阶段性特征

我国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存在着一系列严峻挑战。虽然各方面提出了很多方案、路径，但就碳达峰碳中和并没有真正地形成广泛共识。一些机构提出的实现碳中和都是基于自己理解下的所谓“碳中和”情景，并没有清楚地认识我国实现碳中和的本质，概念也不一而足。实际上，国际层面也没有提出公认的碳中和标准，各国的条件及实现碳中和路径也存在差异。

就刚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而言，国外有些观点认为，中国提出的“十四五”规划气候目标与之前承诺相比是退步了，或者是只迈出了“婴儿步”。但如果全面深入分析我们面临的形势及过去的目标治理过程，就会发现当前的目标还是有力度的。即使这样的目标，如果不经过努力也同样有可能完不成。当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是综合的，除了现有气候目标以外，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短中长期目标有机结合，如何迈上实现目标的正确路径和转型轨道。此外，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外部挑战，包括技术创新、国际谈判、地缘政治博弈等。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我们对未来发展阶段作出准确判断。未来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只有分别不到10年和40年的时间，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做好战略布局，并将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机结合起来，提供法治、科技、资金及管理的全面支撑，是我们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未来5到10年，中国将面临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峰值平台期”和“全面转型期”的两期叠加。峰值平台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增长、主要资源消费及环境排放将相继达峰。一些战略性资源消费总量虽然随着GDP的增长还会继续增长，但已接近平台期了；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已经达峰；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将要达峰，平台期大致要持续10年。目前，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并没有脱钩，经济增长仍然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能源消费的增长；如果我们的能源消费结构依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实现脱钩。因此，在二氧化碳达峰的平台期，控制目标是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而不是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

与此同时，和峰值平台期相对应的是全面转型期，它们的进程相互影响。实现安全、韧性和公正的转型将决定平台期的长短、稳定性，以及今后碳排放的下降通道。在平台期内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将有助于整个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迈向未来新发展格局、形成新发展方式。在这个转型期中的战略指引、目标设定、措施力度、不确定性管理等都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就是未来十年的转型路径更加关键，需要我们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采取综合手段和稳健步骤，避免战略性失误和最坏可能的发生。

三、系统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与实现碳中和愿景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们要优先做好系统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构建战略、规划、法治体系。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实现碳中和愿景，全面绿色转型与结构性变革是核心，降低二氧化碳及温室气体排放是根本，碳汇和负排放措施是补充。

统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重点任务。在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情况下，中央必须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形成广泛共识，明确各方责任，推动形成良治。制定韧性和可持续的转型战略，要遵从以下原则：即统筹协调、系统设计、部门联动、上下结合、分类施策、公正转型、共同参与。

总体而言，一是要协调各利益相关方，制定分部门分领域分地区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优先序，根据实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要构建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体系，形成碳中和的发展利益、竞争优势与新能源安全格局。二是明确近期的重点任务，包括有序退煤、构建新能源体系、保障能源资源的安全供应、布局技术创新。三是做好低碳竞争的长期准备，特别是应对非气候因素的影响，投资布局零碳未来，降低转型成本，防止搁浅资产风险。四是将疫后复苏与气候变化中长期目标相结合。五是提高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发展的能力。六是重拾“干中学”的模式，通过试点摸索创新路径和系统解决方法。

从供应端看，我们要继续推动四个方面的结构性变革，推进相关优先行动。一是产业结构方面，核心是推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具体来说，要提质增效、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要推进高载能行业的绿色低碳改造和结构升级。正确处理产业低碳转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比如钢铁产业脱碳路径及区域布局、石化产业去燃料化等。发展碳减排导向的循环经济，创新碳排放的资源化利用。

二是能源结构是所有转型当中的核心问题，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关键是提高能效与节能、有序退煤、进行技术创新；系统设计和建设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体系，不仅仅是降低单一风光技术成本，而是要通过可再生能源技术、储能、分布式能源供应系统、多能互补、灵活电源改造、智慧能源/电网以及用地模式，构建新能源体系，降低系统成本；提出未来电力消费模式下的电力解决方案，特别是终端用能电气化后，人均电力消费翻番情景（即人均电力消费达到一万度）下，渐进探索电力系统解决方案；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商业模式、新的业态，包括“可再生能源+”模式；加强氢能、氢基产业与基础设施，以及下一代核能技术的发展。

三是交通运输结构。作为较晚达峰的行业，交通运输业要建设智能共享绿色低碳的交通基础设施及综合运输体系，涉及到公交导向的发展模式、城市轨道交通、共享交通及慢行系统建设。电动汽车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应探索充电换电、加氢换氢的商业方式，以及混合灵活加充基础设施的模式。

四是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十四五”期间，一方面要建设集约、智能、韧性、低碳、及可持续的城镇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在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生态空间上，增加考虑提高碳汇及可再生能源混合用地模式和相应政策。在建筑领域，要建设推广低碳零碳建筑，通过屋顶太阳能与光伏结合，把可再生能源韧性的城乡基础设施更好结合在一起。此外，提供成本有效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已是新的趋势，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数据基础、融资模式、政策条件及治理结构，争取更大的协同效应。

从消费端看，建立低碳、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是现阶段的难点，也是新的机遇。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消费社会，其碳中和路径及政策很大程度上依靠消费手段。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不成熟且结构快速变化，在人均消费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实现低碳消费，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并非无所作为，一是通过终端用能的电气化、市场化、智能化等手段，同时鼓励绿色电力消费，倒逼生产端的清洁化结构改造；二是利用合理的定价付费机制，例如阶梯消费价格、押金制等，促进资源能源的综合高效利用；三是利用智能信息技术，鼓励年轻一代形成新的绿色消费时尚，带动全社会绿色低碳消费模式的形成。

从支撑方面看，资金和技术是两个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支柱。我们要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领域进行长期布局，特别是关注颠覆性技术，包括绿氢制造、氢能炼钢、二氧化碳利用技术等，并通过国际合作和全球重大计划设置，协同攻关、减低成本、共担风险。在气候投融资领域，探索多元化融资及其治理体系建设，尤其推进ESG投资框架，包括信息披露、评估评级标准、中长期投融资计划等，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分类的渐进的投融资标准及配套政策。同时，建议成立绿色转型基金，帮助重点行业和困难地区实现公正低碳转型。

从管理领域看，构建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轨道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动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立法和政策的协调。目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碳中和缺少顶层法律及法治体系，建议统筹制修订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中和法、能源法、电力法、煤炭法、可再生能源法、节能法和土地管理法等，围绕碳中和和碳减排的目标实现，补齐在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方面的法制短板。统筹协调管理体制机制的绩效评估，要分析体制改革的利弊，进一步调整其中的责任及权利义务关系。

同时，要做好部门、地方、区域流域配套法规、规章与政策的衔接。要从能源双控制度逐步过渡到以碳总量控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核心在于设定碳总量控制，为形成有效市场、创造价格奠定基础。我们要制定基于碳中和的新型标准体系，根据碳中和目标、高质量发展及全生产周期影响考虑构建行业、技术、产品等相关标准，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提供技术规范与引领。

从国际贸易与国际合作角度看，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及碳中和也应该纳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议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经济及公共利益广泛联系，必须考虑全球战略。特别是在中美博弈和新地缘政治格局下，环境气候合作以及绿色“一带一路”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在这个进程中要兼顾合作与竞争，坚持多边外交，通过开展多层次、多平台、多主体的务实国际合作，努力构建包容互鉴、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全球和区域环境治理体系。利用已有共识，建立制度化的多双边对话机制与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办好COP15和COP26。推进区域/流域的国际合作，利用不同合作平台构建可持续的贸易方式，打造绿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绿色责任与经济利益挂钩。

推进绿色低碳的“一带一路”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要发展重点区域和国家的绿色合作。比如与东盟国家在RCEP的基础上考虑更多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领域合作，如共享最佳转型实践、共建跨境自然保护区、保护国际河流等。同时，加强南南合作及第三方市场合作，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探讨国别解决方案。此外，我们也要利用金融手段，推进海外ESG投资和投融资去碳化，构建多元资金的治理体系。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不仅要实现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要推进全球碳中和愿景的实现。

（根据王毅3月23日在中金公司“碳中和2060”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