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 地方经济转型和能源发展迎来新机遇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一场任务艰巨的世纪大考。要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能源的转型发展如何精准地服务碳达峰这一目标以及地方在迈向碳达峰过程中的具体实践路径仍值得探讨。

5月18日，由中国新闻社和能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迈向碳达峰：地方经济转型与能源发展新机遇”在京举行。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王晓晖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中新网总裁俞岚主持论坛。多个部门官员、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出席，并围绕地方实现碳达峰的具体路径建言献策。

朱民：碳中和是再造中国经济的巨大机遇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90年代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有60年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所以掌控这个过程的平稳和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

在朱民看来，让这一巨大变化实现的重要抓手是科技。技术发展背后，是巨大的投资。朱民介绍，据估算，从现在到2060年，中国每年将有相当于GDP总量1.5%到2%的资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转型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以后还会逐渐增加，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也会引起全面的经济变化。

“碳中和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变和生活方式变化，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结构变化，更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技术的再造。”朱民表示，碳中和一定会推进更新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碳中和不单纯是一个绿色的故事，更是一个再造中国经济的巨大机遇。

在他看来，今后40年发展，中国将走上一条绿色道路，这条道路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尝试过。当欧美国家走向绿色发展时，其收入水平、经济结构、能耗量等已使得这个任务相对容易，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而言，要在增长同时保持碳中和、保持绿色，“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朱民表示，基于中国独特的机遇和能力，在绿色发展领域甚至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理论。“这是一个发展范式的改变，我们正走在世界前沿，想象空间无比巨大。”

杜祥琬：碳达峰不是“攀高峰” 要防止发展高耗能产业的冲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表示，考虑到近年来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处在大约100亿吨的水平，两个“双碳”目标符合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符合中国国情实际。

他指出，碳达峰是能源革命的里程碑，也是碳中和的基础。不能把碳达峰理解成为“现在尽量用得高一点”，而是要把碳强度降低65%以上，大约相当于105亿到110亿吨二氧化碳。

在杜祥琬看来，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冲高峰”，关键是要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碳达峰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指向高质量发展，是产业调整的机遇。中国应借此机会逐步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较大的现状，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他表示，碳达峰、碳中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策，也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会带来科技、工业、交通、建筑等一系列的进步。在此情况下，在力争实现碳达峰时“要想着不是为了（数字）高，而是为了下一步实现碳中和”，因此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邹骥：“双碳”目标是一场革命，地方实践尤为重要

新的增长故事要从对国民财富的理解讲起。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国民财富一般有不同的构成比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国民财富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构成，比如房子、机器、汽车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服务业占比会越来越高，这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在同步变化的，是未来的趋势。

换言之，在未来的40年里，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国民财富会发生变化，即要求自然资本的存量、增量都要有显著增长。

“所以，我们的投资就越来越多地流向自然资本这个领域，今后这30年、40年，我判断在自然资本投资这个领域里边会有新的一批富人产生。”邹骥说。

由此，邹骥描绘出了一个新的增长逻辑：国家提出“双碳目标”，划定碳资产边界；向市场主体有偿分配碳资产产权；培育碳市场，交易碳资产，发展碳金融，发现碳价格；刺激低碳投资和技术创新。

产权可上市交易，实现盈利，在投资动力的驱动下技术创新会接踵而来，就会诞生新的增长故事，而这背后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数据、信息及规制、公共政策，同时还要有两类基于政策的市场手段，一个是税，一个是碳市场。

邹骥强调，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的国情下，地方实践尤为重要，再雄伟的目标都需要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等方方面面来努力，所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努力最后都是要由地方来实施落实。

邹骥认为，若想为之后的“碳中和”争取更多时间，应尽可能将“碳达峰”的日期提前，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全国统筹优化不同地区在发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确定能源供给地区与品种格局，确定能源跨区输送通道的分布。二是基础设施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同时解决中央地方激励相容问题，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统一，精细界定地方政府监管和减排职能。三是继续深化土地政策的改革，把土地利用政策方面功能、规划与财政对土地依赖的问题，在“十四五”期间加速解决。四是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要适应绿色低碳转型，构建基于市场的财政激励政策环境。五是关注碳市场的布局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多样化影响。六是关注公平转型，有序过渡问题。对于转型中的就业、地方财政稳定等问题统筹考虑。七是支持地方的能力建设，加强指导和帮扶。

李俊峰：中国应开始部署一部分地区率先进入碳中和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表示，“十四五”（2021-2025年）是实现碳达峰的窗口期和关键期，期间，中国70%-75%的地区碳排放能够实现达峰，这样才能在2030年顺利实现达峰目标。

中国此前已明确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李俊峰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有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全国要在2030年前达峰，意味着至少大部分东部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都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

他指出，实际上从能源消费增长来说，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拐点。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甚至和本世纪初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是全面增长，现在则是由一两个项目拉动增长。所以，各地对于如何把握发展节奏，能源消费增长与否，应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李俊峰指出，现在一些地方有“达峰恐惧症”，害怕当前碳排放还没有真正达峰，“将来一旦增长，该怎么办？”其实，达峰只是一个拐点，之后可能还有一些波动，包括小幅的增长、下降等反复，然后慢慢地度过一个平台期，而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李俊峰说。

碳达峰之后，如何走向碳中和？李俊峰表示，其实对中国很多地方来说，包括海南省、深圳市等已经可以开始谈论碳中和的问题了。实现碳中和时间虽然还有40年，但若是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不在2040年或者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全国则无法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所以，李俊峰指出，在做能源研究、能源开发、能源规划、能源转型的时候，就要开始部署一部分地区率先进入碳中和。通过这些地区的经验，找到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为全国未来的碳中和积累经验。其中，也包括央企、大型企业等率先探索转型之路。

蒋莉萍：“双碳”目标下电力行业转型“供电成本”是关键

“在电力行业转型、碳达峰的过程中，供电成本一定会上升，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希望电价越来越低，如何匹配两者的关系，需要对供电成本问题提前做好安排。”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就“双碳”目标下如何实现电力行业转型进行探讨。

蒋莉萍表示，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电力行业进行转型，但在这一过程中，仍要遵循能源电力行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长远可持续、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电力供应这一最根本目标，以供应成本最低来优化电力行业转型的路径选择，这需要做多情景、多方案的比选。

蒋莉萍表示，我国计划于2030年实现12亿千瓦以上的风电、太阳能的装机，在这个目标之下还需要细化很多问题。比如结构问题，太阳能分为太阳能光伏和太阳能光热，又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这些比重和比例应该怎么安排，这些都需要全国一盘棋去统筹考虑布局。

蒋莉萍表示，太阳能光热是被忽视的领域。太阳能光热在西部地区有一定资源，具有常规电场的可调度性。如果这块资源用好了，对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性技术，可以替代很多常规发电机组的性能。因此西部地区一定要珍惜当地光热发电资源的开发和力量。

蒋莉萍表示，新能源电力开发出来以后，还要考虑如何把它输送到合理的地区，即关注落点地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送端系统的匹配度。

“低碳发展可能更重要的是一场社会变革，如果我们的发展思路不把能源问题放到与水、资源、土地资源同等重要的位置去要素化考虑，可能会忽略很多发展潜力和空间。”蒋莉萍表示，能源服务能力是各个地区公共服务能力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希望各地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把能源问题要素化地纳入到地区发展及低碳转型规划中。

叶燕斐：绿色金融“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拿出示范项目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样有回报。”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在谈及绿色金融时认为，各地应做一些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有利于气候投融资的示范项目，有了好的示范项目、示范技术及商业模式，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去，形成资金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此外，叶燕斐表示，我国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还有很多潜力。东部沿海地区海上风电、核电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如内蒙、宁夏、新疆，有很多太阳能、风电资源，因此，通过在这些地方集中发展太阳能发电、光伏发电、陆上风力发电、海上风力发电可以很好地解决电力的问题。在面对诸如海上发电成本较高的问题时，要注意一定要通过适当合理的电价去竞争，如果发电端、用电端价格较高，整个产业能耗方面的改造潜力就会特别大，动力特别强，所以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终端电力价格的调整，包括工业用电价格的调整、输变电价格的调整等，最重要的就是把电力市场建好。

柴麒敏：海南高质量发展需聚焦更多高附加值产业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海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走很多东部沿海地区在过去20年当中走的传统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而是应当立足于自贸港经济建设的契机，聚焦更多高附加值的产业，寻求一条独特的创新发展路径。

柴麒敏分析，海南要实现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在清洁能源上可以做更多“加法”，例如可依靠自身的灵活性政策，在交通电气化、高速公路充电桩基建实现布局。同时，在新能源光伏、海上风电、核电等领域海南也有施展拳脚的潜力。

他相信，海南在高质量建设碳中和自贸岛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绿色投资、供给、就业，能给其带来超越传统的发展路径。同时，在依托全国众多资源，特别是大湾区等资源的背景下，海南能作出更多创新和贡献。

朱晓明：可在长三角地区推动一体化碳交易市场的形成

东南大学长三角碳中和战略发展研究院院长朱晓明分析指出，当前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国家碳排放的一个重点区域。高耗能、高碳化能源特征非常显著。

但与此同时，长三角也是中国绿色低碳领域发展的重要基地。朱晓明表示，在绿色发展方面长三角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一些储备，如在光伏产业，长三角是中国光伏制造产业链最完整、产量最大、企业和从业人员最集聚的区域。在技术创新方面，该地区光伏、氢能、储能等碳中和相关领域的产业规模和技术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谈及该地区未来该如何更好地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服务时，朱晓明建议，一是要以应用拓市场，建设世界级的低碳产业集群；二是继续压降煤炭的消费，着力降低燃煤比重；三是强化智能电网建设，增强源网荷储一体化调度能力。此外，还应建设碳中和的创新高地，设立一批高碳企业的脱碳技术、建设一批碳中和的试点示范项目等。

当前，上海正在搭建国家碳交易市场。朱晓明强调，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让上海碳交易市场发挥好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作用，还应借此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碳交易市场的形成，扩大交易品种，活跃交易活动，让企业积极推动交易市场的建立，并参与到减排行动中。

唐杰：深圳将在“十四五”进入碳达峰平台期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表示，过去十年，深圳碳排放的增长显然低于经济增长，正在属于脱钩过程当中。2010-2019这十年来，深圳通过创新驱动、绿色导向的发展模式和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了更有质量、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增长，全市碳排放呈现总量增长趋缓、碳强度持续快速下降、结构减排效应显著增强的特点。

在分析深圳市“十四五”碳排放趋势时，唐杰认为，深圳具有2022-2023年碳排放达峰的可能性。“十四五”时期,深圳产业将持续转型升级，产业高级化、结构高端化仍将是降低碳强度和碳排放的重要推动力量。预计制造业碳排放量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原因是高产出低碳排放行业占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低碳强度的新兴制造业占比明显上升。预计到2025年，优势制造业占比会超过82%，比2019年提高5个百分点。

此外，唐杰表示，深圳的高质量发展会持续产生结构性减排效应。碳强度下降幅度将延续过去十年的趋势，累计下降将明显超过国家碳强度下降18%的目标。按国家考核口径，“十四五”碳排放年均增速将在0.5%以下，根据国际上已达峰地区的经验，标志着深圳进入达峰平台期。

党彦宝：化工企业如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从源头减排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彦宝表示，在碳排放中，电力行业是第一名，其次就是化工、交通、建筑等行业。作为一家化工企业，为了降低碳排放量，公司进行了研究探索，通过自身解决，从可行性、技术性、经济性上为实现“双碳”目标走出了一条比较好的路子。

党彦宝表示，化工企业有很大的排放量，关键是要从源头解决排放问题，这也是减排的关键性问题，近年来，企业开始利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用太阳能发电制氢。由于目前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下降很快，使得企业的成本也降下来，同时减少了火力发电，从源头上实现减排。

除了用太阳能代替火电，党彦宝表示，企业还通过化工用地、设备的转型升级，大幅下降了能耗，提高了转化率。

党彦宝表示，在做太阳能发电的同时，还种植了适应性的经济林、经济草，作为碳汇吸收，解决了碳汇，也促进了当地乡村振兴。“‘双碳’目标对整个产业升级都带来了好处，新能源发电也带动了其他产业，同时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也起到了积极做用。”

傅莎：内蒙古要从煤炭基地转为清洁电力生产基地

能源基金会低碳转型项目主任、战略规划主任傅莎表示，内蒙古的资源条件完全可以从煤炭基地转为清洁电力生产基地。

内蒙古有丰富的清洁资源。傅莎估计，双碳目标下，2030年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建设总量有望达到15亿至16亿千瓦，2050年将达到45-60亿千瓦。若内蒙未来可再生能源开发量能达全国的1/5，可在很大程度满足华北、华东的能源需求。年均新增投资需求有望达到5000-6000亿元人民币，占当前GDP比重的30%左右。

傅莎还表示，内蒙古应在实施基地转型策略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本地清洁能源和热力系统，以绿色赋能助力高耗能产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