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碳中和路径和经济影响

5月18日，在杭州富阳举办的“中国幸福城市治理论坛暨‘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启动仪式”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发表了主题演讲。全文如下：

碳中和是个跨界的问题，我今天是从一个经济分析、金融分析的角度，来分享我们怎么思考碳中和未来的发展路径和经济影响的。

目标明确：中国减排压力更大

来自于《自然》的一篇文章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碳排放大幅增加、碳浓度指数持续上升，造成了全球气候问题，而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又会带来对经济、社会的损害。现在和工业革命之前相比，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将近1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本世纪末地球的平均气温可能要比工业革命前高2度，也有一些科学家说要高4到5度。这会对整个地球的生存环境造成冲击，例如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疾病传播风险加剧等等，所以我们要采取措施，推进碳减排、碳中和。

但是，对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国内国际都有争议。到底气候变化有多严重？地球的气温上升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有多大？在科学界、经济学界都有比较大的争议，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这个冲击力真有那么大吗？我们今天真的应该付出短期的经济代价来做碳减排、碳中和这样的事情吗？我们确实不知道50年、100年以后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碳排放、碳的浓度上升带来的气候变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存续期超长，可能长达数百年。如果我们在50年以后发现气温上升对人类带来了灾难性影响，那个时候再做碳减排可能已经来不及，甚至付出再大的代价，哪怕回到原始社会可能也无可挽回了。

所以，今天我们做碳减排，实际上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买”一个巨灾保险。买保险都是要付保费的，碳中和的“保费”就是当前的经济可能会受到一些拖累。这是在研究碳中和问题后，最能说服我的一个重要理由。

不过，人类关心气候变暖问题，其实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显著效果？未来会不会和过去不一样？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气候经济学过去的分析框架。

就目前来讲，中国、美国、欧盟这几个高排放的大型经济体目标已经明确，中国是206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欧盟是2050年。我们的挑战尤其大，因为从2030年碳达峰到碳中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欧盟是1979年、1980年就达峰，有70年的时间去实现中和；美国是2006年达峰，它从达峰到净零排放有40余年的时间。

我们面临的挑战尤其巨大，需要慎重思考发展的路径问题。

碳排放：超时空外部性

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不断地过度排放？为什么市场机制自身无法纠正过多的碳排放？

这涉及到一个经济学术语“外部性”。外部性，指一个经济活动的收益是个体享有，比如说钢铁厂、化工厂的生产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它的盈利是自己享受的，但是它的碳排放对未来气候的可能影响，却是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样的外部性使得个体没有自我的动力来约束自己，所以碳排放在市场经济的自发环境下得不到控制。

经济活动里面有很多外部性，例如，金融危机也是外部性导致的，金融机构个体扩张带来的收益是单个企业享受的，出了危机、金融机构面临破产风险，政府来救助实际上意味着金融机构过度扩张的成本是社会来承担，这导致金融机构没有动力约束自己，所以要金融监管。

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也是一个外部性。一个化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社会承担成本，收益是自己的，所以它没有动力来约束自己。

怎么来纠正外部性呢？通常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纠正，一个重要方式是增加这个活动的成本，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碳价格，就是要给二氧化碳的排放制定一个价格，相关的经济活动要按照这个价格付出成本，从而把这个外部性内部化、进而约束排放行为。

如何确定碳价

如何确定这个碳的价格，依据是什么？

传统的气候经济学是从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社会的损害这个角度制定碳价格的，你给社会带来了多少损害，就应该付出多少成本。但是这个损害不好确定，为什么呢？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性和刚才讲的金融危机、空气污染是不一样的，它的外部性是一个超时空的外部性，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一个全球性、全局性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球；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由此，碳减排、碳中和等气候治理问题必须要国际协作，所以说如果中美真的重视气候问题，是不可能脱钩的，没有这两个经济体的合作协同，我们不可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是国际协作又非常困难，这就是治理气候面临的难题。

排放二氧化碳的外部性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时间跨度特别长，一般的空气污染，比方说化工厂今天排放，那么今天的空气就污染了，明天停了，污染就没了，马上见到效果，而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具有累积性，对气候的影响、对经济的冲击是几十年、几百年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我们今天讲纠正外部性、多大程度上提升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

怎么平衡当代和后代人的利益，这个很不容易。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子孙后代，但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后代的利益，很多时候是有疑问的。所以空间的维度、时间的维度使得政策达成共识、有协同效应，非常困难。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应对气候问题面临的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研究碳的价格也有好长时间了，也有不同的估算。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耶鲁大学的教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Nordhaus），他获奖的原因是对气候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他估算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是37美元；另外一个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斯特恩（Stern）教授，他做过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2006年受英国财政部的委托做过一篇应对气候的评估报告，成为气候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按照他倾向的贴现率，碳的价格大约是是266美元。两个教授的估算结论，一个是37美元，一个是266美元，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再看两届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时代估算碳的排放成本是42美元，特朗普时代的估算是7美元，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会退出巴黎协定，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认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没那么大。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

有两个原因：一个对几十年以后地球的气温到底上升多少，上升以后对经济的冲击到底多大，这些有争议；第二个原因是利率选择的差异，涉及到如何看今天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伤害。假如在50年以后一吨排放的伤害是100元人民币，今天限制钢厂付出的代价也是100元人民币，这两个100元人民币可以直接比较吗？不可以，因为50年以后的100元人民币肯定不值当前的100元人民币，需要要用利率来折现。利率越高，50年以后的100元人民币的现值就越低，利率越低，折算成现在的价格就越高。利率的选择反映了什么？其实就是反映了前面讲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后代人的利益、多大程度上关心当代人的利益。利率高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利率低，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率高，为什么？因为有钱人、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的人，有耐心等待未来，他把钱借给别人要求的回报就没有那么高。有些发展中国家吃不饱肚子，你让这些国家的人不吃饭把钱借给你，当然他们要的利率就会比较高，利率高就意味着碳的价格应该低，利率低意味着碳的价格应该高。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碳的价格应该一样吗？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碳的价格应该低一些。问题是：低多少呢？国际上又该怎么协同呢？这都是困难所在。

绿色溢价：目标明确下的成本有效性分析

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这两年应对气候问题有一个根本性、框架性的改变，就是不再争议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长远社会伤害是多少，现在的目标已经确定了，中国是2060实现碳中和，欧美是2050实现碳中和，所以现在的分析框架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成本-收益分析，现在是成本-有效性分析，即，在给定目标的情况下，怎么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有效地实现目标。

现在的分析框架不应再是碳的社会成本、碳的价格，而是绿色溢价。

绿色溢价的概念今年比较火，比尔·盖茨最近出了一本书《怎样避免气候灾难》，影响很大。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绿色溢价的概念；这个概念很简单，不是争议碳的危害有多大，而是说我们怎样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转换为清洁能源、可再生资源。

目前清洁能源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所以经济主体没有动力从化石能源转化为清洁能源。因此，要推动碳中和，我们要做的就是降低绿色溢价。

怎么降低绿色溢价，甚至让清洁能源的成本低于化石能源，有三个路径：一个是技术进步降低太阳能、风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成本；第二个是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这需要碳税、碳交易市场形成碳的价格，这里的碳价格概念和前面讲的碳的社会成本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操作层面怎样让化石能源的成本高于清洁能源；第三个路径是社会治理，很多时候是生活习惯、文化理念、社会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消费行为，影响我们经济活动，所以碳中和也可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入手，从我们平时的个人生活习惯，到节电、饮食，到城市的规划、技术设施的设计，再到绿色标准的制定等。以上三个方面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未来的碳中和潜力

接下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下未来的碳中和潜力。

首先讲技术进步。可再生清洁能源潜力有多大？这里面有一个比较，中国的石油储量86亿吉焦（热量单位），风能储量2919亿吉焦，太阳能是796800亿吉焦。仅看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有多少感觉，举一个例子，我们整个地球的人类社会一年所用的能量，包括照明、汽车、空调、取暖等所有的能量使用加总在一起，相当于太阳照射地球多长时间？2分钟。所以太阳能的潜力是巨大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技术手段能够低成本地使用太阳能。

怎么来看清洁能源的技术潜力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就是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差别：化石能源是自然禀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中国有煤炭缺石油，这是自然禀赋；清洁能源是制造业，光伏设备是制造的，风电设备是制造的。

制造业有什么特征？规模效应，即制造业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这个在中国的例子特别明显，随着光伏的装机容量、风电的装机容量等增加，我们的风电造价、光伏造价大幅下降。十多年前还有很多人在争议、甚至批评我们是否应该给光伏提供补贴。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光伏的价格已经低到本身有经济的可行性了，这也是中国很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可能变成世界能源“出口”国，只不过我们出口的不是石油、煤炭，而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的机器设备，潜力巨大。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可以用我们估算的绿色溢价进行量化展示，中国的绿色溢价从2015年到现在快速下降，主要是光伏、电动汽车等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

绿色溢价还可以用于刻画行业层面的碳中和技术成熟度，同排放占比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行业层面的碳中和问题。

通常而言，排放的占比越高，其对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性越大，所以我们看未来十年碳减排的重大潜力在于电力行业，因为它的排放占比最高，与此同时，它的绿色溢价相对较低，所以实现碳中和，最主要的路径是清洁电气化。首先是电气化，尽量把所有的经济活动电气化；其次是发电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当然有些行业没有办法完全电气化，比如说水泥、航空燃油就要靠碳汇（编者注：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捕捉（编者注：碳捕捉指捕捉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压缩之后，压回到枯竭的油田和天然气领域或者其他安全的地下场所）等其他手段实现碳中和。

还有一个现在大家讨论的很热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确定碳的价格？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个是碳税，另一个是碳交易市场，全国统一碳市场可能很快于6、7月份就要推出了。这两个手段各有优势，总体来讲，这两个不可偏废，碳市场更有利于控制碳排放，碳税的价格预期更稳定、更能促进企业创新。

最后是关于社会治理，从绿色生活到绿色城市，再到数字经济的引入。其实，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综合治理，如果实现碳中和只靠征税，或者碳交易市场形成碳的价格，那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滞胀冲击。最近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升，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经济冲击。虽然碳中和意味着经济不得不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这并非需要把所有的转型压力集中在短期消化，还是应该更多地考虑中长期的长效机制，主要就是前面讲的三个方面，即碳的价格、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综合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的政策投入，需要相关监管标准的制定，需要每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以及我们改变理念。

总体来讲，我对未来的发展是谨慎乐观的，人类社会总是能找到足够的技术进步，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面临的可能是一个重大的、以前没有的发展机遇，也就是：绿色能源是制造业，而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形势，也可能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从长远来讲是一个新的、重大的发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