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重塑全球银行业发展新格局

当前，全球各国高度重视碳中和，中国提出“30·60”气候战略目标，银行业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或将重塑竞争新格局。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银行业研究课题组专题研究了全球银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前景。

以下为专题全文。

各国推动碳中和的政策举措

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脱碳”进程。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已有超过 130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提出碳中和目标，占全球碳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其中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碳中和目标比较明确（表 1），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参与绿色治理迈出重要一步。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各国依托区位和资源优势，出台密集政策，紧抓碳中和机遇。

表 1：承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ENERGY &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作者整理

第一，政府高度重视绿色转型顶层设计。

政府、企业、公众是驱动绿色转型的“三驾马车”，过去，绿色金融参与主体主要是公众和企业，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政府主导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积极性明显增强（表 2）。

2021年初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提出了相应的气候目标，即2035 年实现无碳发电、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启动了国家自主贡献（NDC）。

英国持续通过立法进行环境治理，2008年颁布《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上首个以法律形式明确中长期减排目标的国家；2019年，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生效，正式确立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2020年，公布《绿色工业十点革命计划》并宣布将投入 120 亿英镑用于绿色项目；2021年4 月，宣布最新减排目标，承诺2035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至少降低 78%，比原计划提前15年。

日本2020年底发布“绿色增长战略”，在海上风力发电、电动车、氢能源等 14 个重点领域推进温室气体减排。2021 年5月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明确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日本金融厅、经济产业省、环境省联合发布《气候转型金融相关基本指针》，强调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加大金融机构对高碳行业和能源转换部门的支持力度，以促进脱碳转换期的创新研发。

中国于2020年9月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气候战略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是关于绿色产业、绿色项目界定与分类的权威文件；2020 年10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气候投融资的定义与支持范围；2021年4月，央行、发改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首次统一绿色项目界定标准，为我国绿色债券发展提供稳定框架和灵活空间。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于2020年11月在《施政报告》中正式宣布致力于 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将在2021年更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制定更加进取的减碳排放策略和措施；2021年初，特区政府发布《2021—2022 年度财政预算案》，充分发挥财政手段引导作用，提升市场主体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表 2：主要经济体政府关于碳中和的政策

第二，监管机构重点关注气候风险。

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正逐步将气候风险纳入强监管范围，与气候问题相关的监管将成为未来的重点工作。美联储于2020 年11月首次在金融稳定报告中强调了气候变化对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12月宣布加入全球央行绿色金融系统网络（NGFS），指出气候风险可能是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2021年1月，美联储正式成立了气候监管委员会。

英央行于2021年6月对该国19家最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金融机构环境压力测试，审慎监管局（PRA）、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财务报告委员会（FRA）及养老金监管机构（TPR）均已展开绿色金融治理举措，如发布“公司治理”和“尽责投资守则”等。英格兰银行成为目前采纳 TCFD 的首家央行；FCA 持续关注气候变化和科技赋能绿色金融等课题，并加入国际证监会组织可持续金融网络，与其他成员就可持续金融展开合作；PRA 计划将金融系统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弹性测试纳入两年一次的探索性情景压力测试之中。

巴西央行于 2020 年 9 月将“可持续性”纳入“央行日程”，将气候风险纳入压力测试，积极研发“流动性可持续”金融产品。

中国对气候与环境风险的重视度不断提高。银保监会 2020 年 1 月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央行 2021 年 3 月将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分别纳入“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中国香港重视环境信息披露，2020 年 12 月，由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等七个监管机构组成的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发布《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策略计划和行动纲领》，六大策略计划中的前两项与气候问题相关，包括加强管理气候相关财务风险、推动气候相关信息在各层面的流通；五大行动纲领中有两方面与气候问题相关，包括相关行业必须在 2025 年或之前按照 TCFD 的建议就气候相关资料作出披露，鼓励进行以气候为重点的情境分析。

第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

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政府和监管机构形成合力：具有社会倡导功能，动员公众支持环保；直接参与绿色转型，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在政策网络中发挥监督作用，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2020 年 3 月，日本政府召集专家学者、金融机构、各界代表就气候转型金融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发布《关于气候转型金融的基本看法》。

澳大利亚金融行业协会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澳四大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 80 家金融机构加入“澳大利亚可持续金融计划”，该计划联合各行业的利益相关者，于 2020 年底发布《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呼吁金融机构把可持续发展根植于企业的战略管理中。

南非银行业协会设立了可持续金融委员会，发布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原则，明确金融机构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确保日常经营、业务管理、信贷投放和投资活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中国银行业协会 2017 年发布《中国银行业绿色银行评价实施方案（试行）》，开展绿色银行评价工作，评价结果将用于银行业非现场监管、监管评级等参考使用。中国香港地区的金融机构善用业界联盟组织力量，形成跨区域联系平台，共同提升绿色金融业务领域的能力建设。2018年，香港绿色金融协会成立，向香港政府和监管部门提出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推广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理念。

第四，加大对绿色转型金融产品的研发与推广。

绿色金融不仅要关注低碳、清洁能源产业等“纯绿”项目，也要关注“高碳”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零碳”甚至“负碳”的经济活动项目，这就需要加大绿色转型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

美国加大在环境领域的公共融资以及对社会资本的调动，完善政策以鼓励企业及金融机构加大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

澳大利亚可持续债券和可持续关联贷款快速发展，2019、2020年总量分别为 50 亿澳元、40 亿澳元。

2021 年 5月，巴西首个碳信用投资基金正式进入金融交易市场，拓宽了绿色环保企业的融资渠道。

南非政府拟于 2021 年发行主权绿色债券以满足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相关融资需求，提高其在国际债务资本市场上的吸引力；政策性金融机构搭建气候融资贷款计划（CFF）平台，通过公私合作模式（PPP）解决环保项目资金需求。

中国政策性银行的准主权债券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引导功能。2017 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发行首笔准主权国际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清洁交通、可再生能源和水资源保护等绿色产业项目；2018 年农业发展银行发行首单准主权 3 年期浮息欧元绿色债券，为可再生能源、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农业等绿色资产提供融资。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推出 1000 亿港币的“政府绿色债券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政府发行计划之一；同时，进一步推出绿色零售债券，并更新绿色项目资助计划，补贴合资格绿色金融产品的发行支出和外部评审服务费用等。

银行业加快低碳绿色转型

银行业是联结多方经济主体的关键纽带，其绿色转型可拓展到全生态系统和全产业链，成为经济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助推器。在政策红利、产业转型、科技赋能等多重利好因素叠加的背景下，银行业绿色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绿色金融加速发展。

第一，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抓好战略规划部署。

一是明确提出碳减排与碳中和目标，加快绿色转型步伐。摩根大通宣布 2020 年开始集团运营实现碳中和，并为石油和天然气、电力和汽车制造业三部门融资组合设定 2030 年碳排放目标。2020 年汇丰控股正式提出“建设净零排放的全球经济”的集团气候战略并设定了碳中和路线图：2030 年实现自身经营和供应链零排放；2050 年实现投融资所覆盖的全部行业、企业、项目零排放。华夏银行提出力争在 2025 年之前实现运营碳中和，是我国首家提出碳中和目标的银行；国内其他银行将绿色金融上升到集团战略高度，致力于在国内领先的基础上提高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绿色治理，成为绿色银行、低碳银行、气候友好型银行。

二是根据发展阶段，制定切实可行的时间表，并确定里程碑事件。花旗集团早在 1997 年就开始记录可持续发展进程，1997-2020 年分阶段制定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期间取得了诸多里程碑式的进展。摩根大通从2005年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目标，一直在推进环境可持续解决方案，2005—2020 年集团分阶段公布可持续发展里程碑，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公司文化。

第二，完善绿色金融组织架构，健全公司治理体系。

ESG 理念的推行让金融机构认识到绿色治理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石和保障，银行业普遍将绿色金融贯穿于公司治理机制。国际银行普遍健全了“董事会及下属委员会（审批战略、定期重检）—管理层（统筹执行）—执行层”的公司治理架构。

如花旗银行的“提名、公司治理及公共事务委员会—环境与社会政策审查委员—全球公共事务部下可持续发展团队”；汇丰集团的“执行与价值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集团可持续发展团队”。国内银行的绿色金融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大型国有银行普遍在董事会下成立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制定本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目标（表 3）。

表 3：国内部分银行绿色金融公司治理架构

第三，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满足客户多元化融资需求。

一是打造综合化绿色金融服务，加大向绿色产业的投融资。花旗集团到 2023 年末通过信贷、投资和投行等业务提供 1000 亿美元用于绿色金融。三菱日联在 2019 至 2030 财年间提供 20 万亿日元的可持续融资，其中 8 万亿日元用于环境领域。

二是以绿色信贷为抓手，助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国际银行的绿色零售贷款较为丰富。花旗集团为客户提供房屋净值贷款，通过便捷的融资方案购买和安装住房太阳能技术；巴克莱银行开发了绿色信用卡，为用户在购买绿色产品和服务时提供较低的借款利率，信用卡利润的 50%用于资助全球减排项目。我国银行业的绿色信贷业务主要面向对公客户。2016—2020 年，19 家主要银行2的绿色信贷从 4.4万亿元上升到 8.5 万亿元，年均增速为 18.3%，远超过同期贷款年均增速 11.5%（图 1）。

图1：国内主要上市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和增速（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