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能源“双控”政策的经济学原理-北极星大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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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全国10多个省份陆续出台限电、有序用电政策，能源“双控”成为被反复提及的因素。李志青教授认为，能源双控政策会改变市场预期，让“双碳”的约束更为稳定，进而推动市场形成新的均衡和“双碳”的各种激励约束机制，这将出清市场过剩的供给和需求，令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提前做好气候减缓以及气候适应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下各界讨论较多的能源“双控”问题其实不是新问题，令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就在去年（2020）年底，就已经围绕能源“双控”展开过一次讨论，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很相似，部分省份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据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省份要“赶工”完成“十三五”能源“双控”的指标任务。

在“双碳”发展的背景下，可预见的是，未来整个社会经济一定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能源“双控”约束，这是一个大趋势。能源“双控”约束也必然会在短期对经济金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击，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任何约束性或控制性政策在短期都必然造成经济上的某些后果。但对我们而言，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充分理解能源“双控”政策背后经济学学理的基础上，找到足以在中长期里缓解“双碳”以及能源“双控”对经济金融冲击影响的有效机制和对策。

1、能源“双控”政策的经济学解释

在实现碳减排的政策工具篮子中，有两种主要的工具类型，一是价格型工具，二是数量型工具。

前者主要侧重于从创造价格信号的角度来形成市场激励，比如赋予碳排放权一定的价格（碳市场），以此来向排放主体传递价格信号，鼓励排放主体的减排和相关技术创新，进而约束碳排放行为。

后者则主要侧重于从排放数量的角度来控制和约束碳排放行为，比如开展直接的排放标准（浓度）或数量管制，这样的管制是强制性的，传递到行为主体那里，就等同于一种“命令”（故而也有学者将数量型政策工具命名为“命令与控制”型政策）。

这两种政策工具孰优孰劣？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根据著名已故环境经济学家魏茨曼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题目就是“价格与数量”），他提出可以根据需求供给价格弹性的不同来区分价格型政策与数量型政策的适用性。总体上而言，魏茨曼认为，在需求相对缺乏价格弹性的部门，可以优先选择数量型政策工具，反之，则应该选择价格型政策工具。这也就是当前国家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为何要对能源利用采取严格“双控”政策的学理基础所在。因为，能源“双控”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数量型减排政策工具，一是控制能源消耗总量，二是控制能源消耗强度（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水平），无论是总量还是强度，关键都在于通过控制能源消耗来实现减排目标。

2、能源“双控”与碳市场激励相容

也许有的同学会感到奇怪，我们国家不是已经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电市场、绿证市场等这些价格型减排政策工具了吗？为何还要用能源“双控”这一数量型减排工具呢？

其实，看一看碳排放权市场的交易数据，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全国碳市场成立以来2个多月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大致维持在50元左右，成交总金额在4亿多元，整个碳排放权市场呈现出交易数量不多和交易价格不高的显著特征。正是这样的特征，使得碳排放主体的能源消费缺乏必要的价格弹性，即目前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无法真正撬动企业的减排。这就意味着，从学理上看，缺乏价格弹性（真正原因不是缺乏弹性，而是缺乏价格有效性）以及碳排放的软约束就已经触发了“启动”数量型政策工具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价格机制仍然无法发挥有效减排的作用，能源“双控”政策就极有可能继续维持当前的“高压”态势，以此形成对排放密集型企业和行业的真正硬约束。

3、能源“双控”助力“双碳”目标从“软约束”走向“硬约束”

能源“双控”是双碳任务重要性和艰巨性的集中表现，短期看能源“双控”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一些冲击，但在中长期，能源“双控”实则有助于双碳目标从“软约束”走向“硬约束”；

一是能源“双控”本身是数量型政策工具，但数量型政策工具也会产生价格效应；根据理论推演，能源“双控”的第一波效应是减产限产，控制能源消耗，经过一段时间调整，能源消耗水平下降会转化为两方面价格信号。一是新能源和传统能源的性价比出现变化，因为能源“双控”的本质是减排，所以任何有助于绿色低碳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经济金融活动都将得到极大的激励，体现到价格上，意味着绿电价格的提高，进而刺激绿电的生产；二是高能耗行业的产品价格短期内的确将出现一波上涨，但长期而言，这个价格信号传递到中游或下游，会加速驱动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使得社会经济整体尽快向碳达峰碳中和靠拢。

二是能源“双控”将引发“政策工具竞争”，一是提升价格型政策工具的适用性和发展速度，比如在能源“双控”政策的各种效应影响下，将形成碳排放权市场价格的“价值洼地”，碳排放权配额价格将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进而提高能源消费的价格弹性，真正发挥出碳市场的有效减排功能；二是引发更多激励相容的政策出台，比如全面加速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的发展，绿色金融属于典型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可以为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和绿色转型提供必要的资金资本支持；

4、能源“双控”凸显绿色金融价值

就“双碳”发展的大背景而言，能源“双控”让社会经济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绿色低碳转型任务的约束性和艰巨性，同时也凸显了在“双碳”发展过程中，积极发挥绿色金融、碳金融等市场化减排政策工具作用的重要性，尤其是要着重发挥这些政策工具在同步实现双碳“硬约束”与经济“软着陆”中的重要作用。绿色金融政策可以对新的市场均衡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形成新的发展动力，驱动资本进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领域，二是克服环境气候风险，逐步将资本从传统高耗能高排放领域中剥离出来。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在于，能源“双控”政策会改变市场预期，让“双碳”的约束更为稳定，进而推动市场形成新的均衡和“双碳”的各种激励约束机制，这将出清市场过剩的供给和需求，令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提前做好气候减缓以及气候适应的各项准备工作。

（李志青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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