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麒敏、徐华清解读：我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迈向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部署“双碳”工作时提出，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和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以及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重要方面工作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并创造性地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迈入了新征程。

一、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国际经验

减污降碳的协同理论来自于国际绿色低碳发展的丰富实践。1995年、200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次和第三次评估报告首次提出“次生效益”（Secondary Benefits）和“协同效应”（Co-benefits）的概念。诸多国别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能有效减少其他环境污染物排放并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往往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根同源，政策的实施将获得双重效益并降低全社会总减排成本。《欧洲清洁空气计划（CAFE）》、美国《综合环境战略（IES）》都曾推动过此类协同行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菲律宾、日本、韩国都开展了相关政策实践。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在欧盟、北美、韩国、新西兰、英国等地实施的碳市场机制，就是参考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2009年，美国环境署（EPA）依据美国马萨诸塞州诉案判例把二氧化碳列为“对公众有威胁”的污染物，并将其纳入《清洁空气法》的适用范围，开展针对电力、汽车等行业碳排放的政策管控。

发展阶段的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应注重减污降碳的协同。英国、欧盟等工业化国家二氧化碳达峰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并没有专门针对碳排放控制的相关政策，环境污染物治理及同时期的煤炭转向油气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于工业化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先经历区域常规污染物治理，再从90年代后进入到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治理过程往往是并行的，碳污共治的时间往往长达数十年。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进入政治议程时基本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仍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初期阶段，所呈现出的排放结构特征也因全球分工不同而与欧美发达国家迥异。因此，我国现阶段精准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多目标统筹与政策资源共享，既是基本国情下的必然选择，也是长期战略下的优化选项。

二、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工作基础

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正在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我国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他环境污染物存在较强的排放同源性和控制措施的同效性，两者的统筹和协同从一开始就相伴相生。在浙江、上海、深圳、青岛等地方早期实践中，有关空气质量达标、二氧化碳达峰的“双达”工作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评估，2005年以来我国所实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相当于累计节能22.1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19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30万吨。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统一谋划、统一布置、统一实施、统一检查的原则要求，并从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制度体系、试点示范、国际合作等领域明确了目标和任务，标志着减污降碳从“弱相关”进入到“强联合”的阶段。

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机制在探索中正在逐步完善。2021年7月《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协同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及《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出台，率先在河北、吉林、浙江、山东、广东、重庆、陕西等地，从电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和化工等重点行业入手，深入推动试点工作的开展。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试点工作等重要协同政策部署也正在有条不紊展开。2021年9月印发《碳监测评估试点方案》，在原有环境监测工作基础和经验上，聚焦重点行业、城市、区域三个层面，探索建立高质量的碳监测评估技术方法体系和业务化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关于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所有示范园区均应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为重要目标，并制定相应的实施路径举措，并以此作为示范园区创建、验收和复查评估的重点考核评价内容。2021年10月印发《关于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试点的通知》，优先选择涉及碳排放重点行业或正在开展规划环评工作且具备碳排放评价工作基础的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园区先行先试，探索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的技术方法和工作路径，推动形成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环境管理的机制。

三、减污降碳2.0版政策展望

《实施方案》是减污减碳协同方略的集大成者。方案坚持系统观念，强化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同时，方案的聚焦点不同于一般的末端治理，而是紧盯环境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级作为了减污降碳的根本途径，对水、气、土、固废、温室气体等多领域治理工艺、技术路线及激励约束机制的协同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方案尤为注重领域的左右协调与央地的上下协同，鼓励发挥“头雁效应”、实现重点突破，积极推动建立多层面、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创新模式。

《实施方案》是助力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力量。方案紧密衔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精神，提出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目标与任务，在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重点海湾、重点城市群等。加快探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有效模式，并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和用途管制要求，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三线一单”分区管控体系，既坚持了“一盘棋”，又摒弃“一刀切”，充分体现了促进区域差异化发展和分类指导的政策意图。

《实施方案》是对绿色转型关键政策的优化整合。方案首次提出了要在钢铁、水泥、焦化行业及锅炉超低排放改造中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并要求到2030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量的50%左右。方案强调了减污降碳公共服务基础能力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持续完善法律、法规、标准、政策体系，提升统计、监测、监管能力的要求，并提出了开展重点城市、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减污降碳协同度评价的设想，正在研究探索的减污降碳协同指数将成为地方和行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新的标尺，通过协同政策赋能还有望培育出一批“双近零”排放标杆企业。方案还特别注重协同技术创新与应用，提出要加快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共性技术示范、制造、系统集成和产业化，形成减污降碳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不仅有望推动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减污降碳技术创新中心，还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总之，《实施方案》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统筹把握“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主要任务，从战略制定、制度建设、考核评价、监督执法等多方面建立起协同增效的内在联系及政策体系，将有力推动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

作者：柴麒敏、徐华清（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