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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标志，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文明素质的标志。

2012年，当时的广州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广州的垃圾填埋场承载量只能满足一年半的需求，如果不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广州2013年就会被垃圾“掩埋”。还有人形容，广州产生的生活垃圾两天不处理就能堆到香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迫在眉睫。

而最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广州生活垃圾处理量达到1.85万吨/日，2017年1至6月，广州生活垃圾处理日均处理量1.95万吨，同比增长5.9%。可以说，广州“垃圾围城”危机已基本破解。

垃圾分类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标志，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文明素质的标志。通过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处理等方式，广州逐步创造了一套破解“垃圾围城“的“广州经验”。

寻找“固体垃圾曲线”拐点

若以时间为X轴，以GDP为Y轴，画一条“固体垃圾曲线”，那必然是一条不断向上攀升的曲线。固体垃圾的增加与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呈现正相关，在一个国家或城市变得更加城市化、居民变得更加富裕的同时，对于塑料、纸张、玻璃、铝、铁等各种有机和无机材料的消费也随之增加，从而产生更多的垃圾。

必须人为施以影响，合理而有效的干预，“固体垃圾曲线”才可能出现拐点。这意味着，人类必须为自己制造垃圾的行为埋单，否则，“垃圾围城”将会让我们寸步难行。

2007年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大区首府那不勒斯、2015年黎巴嫩贝鲁特都曾爆发过“垃圾危机”，并波及地方政治稳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通过抑制人类天性、改变生活方式为垃圾做减量，实非易事。一个“限塑令”，实施9年，今天名存实亡，足见撼山易撼习惯难。

固体垃圾处理，亦随着国家或城市经济与科技发展，走过一条从粗放型到精细化之路，从传统的、粗暴的填埋封堆到分类处理，产生经济效益，对冲治理成本。

如北欧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瑞典麦拉能源工厂，每年能焚烧掉48万吨的垃圾，而当地每年只能产生11万吨的垃圾，产生了巨大的缺口。在2014年瑞典就从别国进口了80万吨的垃圾，到了2016年进口量已经翻了一番，进口垃圾并不需要花钱，英国、意大利等国家自己付钱把垃圾送到瑞典。

垃圾处理是一个链条式的行为，垃圾减量(Reduce)、再利用(Reuse)、回收(Recycle)的“3R”原则成为不少国家垃圾处理的核心理念。无论末端如何处置，分类是前置环节。垃圾分类，就是将废弃物分流处理，利用现有的生产制造能力，回收利用，包括物质利用和能量利用。焚烧发电，就是能量利用。

进入新阶段

城市垃圾处理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垃圾的前端分类、中端分类运输、末端分类处置，必须形成一条完整闭合可控的处理链，需要政府主导力、市民主体力、市场配置力，形成“三力合一”。

作为全国垃圾分类的先行者，广州市充分运用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不遗余力推动垃圾分类工作。8月4日，广州市“高规格”召开了深化垃圾分类处理暨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动员部署大会，并提出到2020年广州要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从倡导到强制(从9月1日起)，标志着广州垃圾分类历经宣传教育(1992~1999年)、试点(2000~2009年)和全面推广(2010年后)3个阶段之后，已经迈进一个全新阶段。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要让生活变得更好，优良的城市环境是关键。垃圾分类看似民生小事，却是促进广州建设“更干净、更整洁、更平安、更有序”城市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件大事。

原标题：破解“垃圾围城”的“广州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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