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的问题又来了，居民提出新要求，“我付钱，你来分类”，何忠雷把问题反映到街道，街道明确告知，不行，分类的主体必须是居民，要从源头上分，物业只是管理主体。

经历一番周折，古北物业最终在华丽家族小区撤掉了258个垃圾桶，设了两个定时投放点，一个误时投放点，请了4个“桶长”，专门负责两个厢房的管理，每个月成本增加到了4万元以上，物业公司付了前三个月，后来由居民自己负担。

另一边，强生小区的撤桶问题，在一年后仍未得到全部解决，高层十多户人家，坚持把垃圾扔在楼道里，物业公司也只好默默收着，静等着7月1日的到来。

3 决战时刻

距离7月1日不到10天，宝通路239弄的多层小区，70多岁的华书记整日穿着黄马甲，天刚亮就出门巡视，一直到夜里八九点。随着《条例》正式实施临近，他的压力和焦虑剧增。

华书记是居民们对他的称呼，早年做过居委会的党建工作，现在是小区的业委会主任，他本姓夏。年纪虽大，但他依然精神抖擞，眼睛闪烁有神。小区仅280户，12栋门楼，前后三排，他要确保这个狭小天地里垃圾们无处遁形，没有死角。

整个片区的垃圾分类都已经有声有色。但他们是今年6月10日才启动，入户宣传后，撤了垃圾桶，并在小区东北角建了厢房，强制居民们把垃圾分成四类。

不过，依然有很多垃圾出现在撤桶的地方，华书记眼看没办法了，亲自蹲点守在那里，来一个，就苦口婆心地劝走一个。但仍有不少人顶风作案。

这是一项需要发挥智慧和调查能力的“工作”，就在上个周末（6月22日），他起床下楼，竟然看见有四包垃圾丢在地上。

他立刻展开调查，佝着身子翻了半天，总算找出一张快递单，但电话、地址和姓名都被马克笔涂过了，他用水小心翼翼地洗掉，勉强认出了门牌号。带着楼组长，上门问罪去。不过遭到对方极力否认。

“你不承认？我有证据的呀！”华书记从容地掏出那张快递单。

在这个小区里，12个楼组长加上一个雷打不动的华书记，每天有四个人轮流巡查，经过十多天的攻坚战，基本确保垃圾不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严查之下，一炮打响”，华书记终有了信心。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么让居民正确分类干、湿垃圾，并且清运车来的时候，垃圾不被拒收，依然是个艰苦的过程。小区垃圾现在还依赖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保证湿垃圾的纯度达到要求，才能拿到清运公司的“车票”，成功运送出去。

华书记叹了口气，“习惯养成还很漫长，没办法立竿见影”。这一点，跟高昂的监督管理成本，形成了一种博弈。

这个多层小区是整个上海的缩影，随着7月1日的大限之日临近。各个小区的垃圾清理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考验。这种博弈，在去年以来实施垃圾分类的六个区尤为明显。

而在更广范围内，那些尚未开展过试点的地区，集体习惯和社会行为所博弈的对象，将是行政命令下的一纸通知。

毕竟，撤桶运动已经开始了。扔垃圾这件小事，一时间人心惶惶起来。在某个小区，一个保洁员见桶还没撤，激动地说，赶紧把家里能扔的先扔了，分类起来就麻烦了。

家在黄埔的“看看新闻”编导朱厚真说，她家楼下很早就改造了垃圾厢房，但至今未启用，没有任何宣传和培训，垃圾还是照常丢。小区平静得有些异常。

她担心，到时候环卫公司会不会天天拒收？垃圾一旦滞留，比起罚款，恶臭将是更大的惩罚。

4 文明的可能性

与这种沸沸扬扬的热闹不同，静安区的扬波大厦就显得有些泰然自若了。

这是市中心临街的小社区，仅200来户，小区占地面积很小，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花园，却有一个开放式垃圾大厢房，占据了一二十平方米的地盘。

厢房由两个隔间组成，右边是干、湿垃圾桶，左边是8个不同功能的垃圾桶，整洁地位列其中。厢房对面，还有个旧衣物的回收柜。

11种分类，如此豪华的配套措施，垃圾似乎在这里得到了最高的的待遇。这在上海是罕见的景观。

厢房旁边，紧挨着一个开放的亭子，周末时光，人们坐在亭子里喝茶、吃零食，用上海话叨着垃圾分类的源头治理。居民们对外来人炫耀，我们这里臭味没有，连只苍蝇都没有。

前业委会主任戴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扬波大厦并没有实施定时投放，分类规则也不尽相同。厢房顶挂着“7月1日起垃圾不分类最高将罚款200元”的标语，但居民们从来没在意过。

至于志愿者和监督员，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自我运行已经足够稳定的垃圾分类样本。

扬波大厦是上海最早践行垃圾分类的小区，但并不在官方的试点名单里，而是小区自行提出， 业委会得到90%的同意后，扬波大厦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彼时，刚成立爱芬环保时，郝利琼的团队去扬波大厦开展工作。当时上海是“五分法”，在他们的规划里，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比较好处理，麻烦的是厨余垃圾（现在上海叫“湿垃圾”）。

当时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部门很给力，借助当时成型的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理系统，把小区产生的厨余垃圾顺带运走。

戴先生是个81岁的精瘦老人，他记得，当年居民热情很高，单就厢房建开放式还是封闭式这个问题，居民们就讨论了很久，最后一致决定，就做开放式的，他们有信心做到无臭无味。

许多人纷纷出谋划策，比如建个洗手池，又添置了热水器，甚至还主动提出多分几类，最终精细化到了11类。这些都是业主大会上取得的成果。

这是一种依靠高度自治和高度参与而建立起来的垃圾分类模式。早前，扬波大厦是有物业公司的，戴先生记得，“那时候物业公司把小区搞得一塌糊涂，垃圾遍地，牛皮广告到处贴。”

多次沟通无效后，终于有一天，居民们冲下楼来，把物业赶了出去。调解无果，最后街道告诉他们，社区可以自治。

业主中有不少法律界的专业人士，社区也借助这种优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治方案。业委会成员有9人，每个月召开业主大会，讨论小区议题，寻找问题，提出方案，或者公示财务。

戴先生认为，扬波的垃圾分类，正是这种社区土壤里开出来的花朵。《南风窗》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大多数垃圾分类成功的小区，无不具备这种良好的社区氛围，居民有参与社区的意识和热情。

普陀区的樱花苑是另一个社区参与的典型。社区利用了“参与式会议技术”团结居民，为垃圾分类的开展创造了一种社区氛围。很多议题在社区图书馆里完成讨论，开放的空间汇聚着不同的观点、意见，最终形成共识。

在樱花苑，垃圾分类的志愿者们还做了超出垃圾分类本身的事情，跟居民们一起种蔬菜，把绿色和环保实践到很多方面。

郝利琼认为，垃圾分类，并不是为了垃圾分类本身，它是一个公民意识的培育过程，也是推动社区治理的过程。

比起粗暴的通知和行政命令，如何有效调动居民参与、营造社区氛围，是关系垃圾分类能否长效持续的关键因素。

而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充满不确定和阵痛的历史过程。

（文中许军为化名）

最后，学习一下官方法规版垃圾分类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