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环境要义

在总体上，要满足经济增长的条件，即促进资本以及人均资本的大发展，就要在根本上摆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核心在于“效率”，任何扭曲资源配置的做法，譬如计划经济或者短缺型经济，对经济仅足以产生一些短期刺激效应，但却无助于其长期增长，所以，如果说，中国前面30年可以在扭曲资源环境价值的背景下取得快速增长，但时至今日，资源环境被扭曲的程度已经到了一个重要临界点，即其边际产出低到了无法再低的地步，尽管这也为经济发展一度创造了“环境红利”(低成本地牺牲了资源环境质量)，但边际上对效率的贡献率已经到了最低点，反过来，只有适时控制资源环境的使用程度，才能逐步提高边际产出水平，提高经济体的质量，并在未来继续为提高效率做出贡献。此外，摆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另一重含义来自于资本自身的需要，生态环境再继续恶化下去，必然会危及资本的安全，在马克思看来，也就是危及生产力，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点在中西方都没有区别，因此，与其说保护资源环境是民生工程，还不如说是一项资本工程。

当然，要保护资源环境，就必然产生额外的成本和代价，这对经济增长而言，或许直接的效应是拉低增长速度，但更根本的是，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尤其是，从原先的“资源环境软约束”变为“资源环境硬约束”，这是经济新常态非常重要的组成，换句话说，资源环境部门对经济新常态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此之前，资源环境部门处于相对的边缘化位置，不受重视的原因在于这个部门的产出是实行“配给制”的，即便到今天，能源部门和环境部门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既然不需要付费就可以获取，那就不存在重视的理由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甚至都不是一个政府部门。

基于前述的理由，在本轮经济新常态到来之前，资源环境部门的重要性程度就已经大大提高了，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构成，生态环境建设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那么，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认为经济新常态下，资源环境部门就可以一举打个翻身仗，在调整要素间关系的基础上，迅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譬如根治雾霾呢?在这一点上，笔者的观点是不可高估资源环境部门在经济新常态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何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经济新常态的目标是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春创造条件，而其中的核心是要从维护资本的收益和安全出发(或者叫“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在资本上的利用效率和利用规模，概而言之，在经济新常态的进程中，还远没有到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提高到优先于资本要素的地步，一则是没有这个实力，二则也没有这个必要，否则的话，过早地高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部门的结果反而将使中国经济陷入“低水平的均衡”之中，而无法实现人均意义上的跨越。

在这一点上，全球并不是没有先例，以欧美为例，总体上，北欧和西欧在环保上的发展领先于美国，无论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一个出发点(主要应该是发生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事件)，这些欧洲地区都更早地开始关注并将大量社会资源投入到生态环境保护上，其成果也是极为可观的，在全社会形成了非常系统的环保制度和政策，以及高度的“环保共识”(譬如成立了绿党)，包括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先于美国，其结果是，欧洲在环保治理上很早就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按照贴现的原则看，这些环保投入也许并不符合投入产出匹配的基本经济原则。反过来，美国在环保上一直是稳扎稳打，可以看到，即使在人们众所周知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后，加州也并不是在短期内就做出反应，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各方博弈后，在70-80年代才逐渐出台一些环境管制法规，而美国历史上管制力度最大的《空气清洁法》(修订案)也是迟到1990年才被国会通过，这时距发生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生态环境比较糟糕但逐步改善的时期里，美国的经济却反超欧洲，并为后来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基础。此外，在欧洲早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着手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美国却并未在此议题上大张旗鼓，直到近期才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市场主体自发地来推动低碳发展，并将极有可能反超欧洲在2015年取得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事物的主导权。

我们承认，全球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背后还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但具体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上，假如不能踩准节奏，过早地采取措施，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不亚于生态环境破坏本身。其中最简单的理由便是，必须在资本与生态环境之间取得边际产出上的平衡，否则，资本也会因为过快过大的贬值而失去安全感。

总之，只要经济新常态处于“进行时”，那就很难指望生态环境能较大程度上取代资本的作用而为经济的再次高速增长提供动力，不过在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作用显然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严重低估，一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进步在经过一段时滞后会开始发挥节能减排上的效应，二则，过度恶化的生态环境本身也意味着投资环境的恶化，会给资本带来危机感，从而引起一定的反弹。

那么，资源环境部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翻身呢?好比目前欧美各国的情况，总体上，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已经从极度恶化的状态中扭转过来，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中形成了良性的自我循环(也还存在某些环境问题)。笔者认为，时间上的最大概率将是发生在经济新常态完成后经济增长实现了高水平均衡的那一刻，也就是在通过提高效率、保护资本而赢得经济二次腾飞后，资本对经济的边际贡献率将呈现递减的趋势，也就是资本规模在经过长期积累后，远远超过了其他要素(譬如收入)的规模，从而导致在要素之间、供需之间等方面出现某种程度上的错配，此时，一旦资本丰裕之后，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其他要素就会体现出相对较高的稀缺性，如果按照市场的规则来配置这些稀缺资源，那么，其定价也就会较高，重要性的程度会更大，也只有这样，才会对全社会形成“保护”上的激励，各种致力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制度和政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概括起来，在经济新常态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演变关系上，只要经济增长仍然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依然对资本有着较高的依赖性，这决定了在此条件得到改变之前，生态环境保护便不会取得对经济增长任务的压倒性优势，具体到经济新常态，如果不能通过这个新常态的过程让经济增长尽快实现第二次腾飞，那么，在新常态的状态下，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未必会得到较大的改善，这一点其实恰好是与当前我们如何认识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治理效果息息相关，看起来，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思路，把环境保护工作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高度，但从上述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滞后于资本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我们实则很难指望经济新常态会在短期内很大程度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毕竟，这是经济新常态，并不是环境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