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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雾霾的纪录片一石激起千层浪。笔者认为，对于新能源和环保行业研究员而言，该片介绍的内容并无多少深入之处，但这些所谓的普通常识所形成的共鸣值得深思。同时，泛环保产业可成长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有许多可投资标的值得挖掘。

历史和事实

大气污染物组成主要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按照环保部《2011年环境统计年报》的数据，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污染主要由工业生产所致，氮氧化物则是工业生产和机动车辆。单就工业污染源来看，电力和热力生产、玻璃和水泥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加工是三大主要工业污染源，因此大气污染的来源正是基于化石燃料的高强度人类经济活动。实际上1990年代才被发现的亚洲棕色云团(abc)，正是这个区域大规模、高速的城市化1.0(以洛杉矶为代表的汽车油)、工业化2.0 (以雾都伦敦为代表的工业煤)以及全球化3.0(发达国家转移制造高污染和能耗的产能)的多重叠加所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低价格要素驱动的大追赶战略的必然副产品之一，大气只不过是其中最显见的。

更加麻烦的是水和土壤，废水中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和重金属，其中前二者占绝大部分比例。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主要污染源是农业和城镇生活，石油类和重金属污染物则几乎全部来自工业生产。土壤中的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和危险废弃物，其中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占绝大多数。

所以废水、废气和固废来自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负外部性。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水平较低的时代，这种负外部性对环境安全的影响较小;但随着工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国民更加富裕，社会生活对物质的索取更多，这种负外部性就开始打破能源、资源的供给平衡，环境、经济和社会成本逐渐凸显，环境安全质量受到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威胁，甚至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这在一些先行的发达经济体的历史经验中不断被重复。

笔者认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问题，所以应该从能源、资源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审视狭义的环保概念(即废气、废水和固废的处理及对已遭三废破坏环境的修复)，推演得到泛环保图景。泛环保主义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完整蓝图。基于此，我们将环保产业链扩张为泛环保产业链，并按照前端、中端和后端对其进行了划分。在环境问题上，仅就污染进行治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仅仅是环境问题的显性部分，应该将狭义的环保范畴扩大，从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范围去寻找解决之道。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当并且一定会是通过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科学化来实现，即能源、资源供给和使用的科学化。这种科学化是指高效利用、减少排放、降低不洁资源的使用。

环保成为新常态

“泛环保”的本质既是一个产生新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也是一个消除旧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负外部性的过程，体系庞大，涉及众多利益攸关方。我国在发展泛环保产业方面有诸多优势，当然也有诸多障碍，这之中的博弈将决定泛环保产业的发展路径。

优势之一是政府有强大的行动力。泛环保产业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其发展的最基本支撑就是政府的支持。相比其他大多数国家，中国政府自上到下的体系更加统一、一致，相应的行动力也更加强大。最为关键的是，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环境安全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也在多种场合表达过实现绿色发展的决心。一旦这种决心得到中国政府一贯行动力的充分支持，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将超乎寻常的迅猛。

优势之二是发展中期的机遇。近几年中国全社会的资本形成率逐渐下降，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在下降，另一方面是早先沉淀的大量投资行业(典型是钢铁、水泥等)的产能过剩日趋严重。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资本化过程行将结束，实际上尚处中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我国居民占用的资本量水平仍较低，突出的就是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每千人汽车保有量等与发达国家尚有很大距离。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也一直在提升，新一届政府的新型城镇化计划估计将会带动几十万亿的投资。未来的资本化过程，完全可以通过绿色技术的运用实现环境友好。

优势之三是可观的可开发清洁能源禀赋。中国有极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可供开发利用，无论是天然气(主要是煤层气和页岩气)、水电还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等新兴洁净能源，其可开发量都非常可观，为泛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禀赋。此外，我国在核能上的高研究水平和丰富经验，为未来大规模利用核能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对旧有生产和生活体系的革命，是政府、国有企业、私营及外资企业、社会民众多方利益方合作和博弈的动态过程，其中政府是关键力量，民众是核心因素，企业是行动的根本落脚点。障碍与挑战也来自于这四方力量的纠缠。

挑战之一是政府部门缺乏统一协调，或过度建设，或动力不足。环保产业大多属于新兴产业，与旧有产业的管理不同，涉及部门众多，而且产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往往不完备，这就容易导致各部门权责不清，很容易为了部门利益而彼此不配合，行业监管出现管得多而乱的局面。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协调也可能由于地方政府过于考虑自身利益而陷入混乱。一方面，各地官员有极强的GDP冲动，对环保产业中容易出“政绩”的项目热情饱满。另一方面，环保政策对不同地方的冲击迥异。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重工业比例相对较低，而经过产业转移后，中西部地区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受环境政策的冲击会更显著，发展环保产业的动力自然不足。

原标题：与投资并进的治理之道迎接环保进步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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