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平：目前水泥工业实施超低排放需克服多重困难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推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从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的讲话中可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在“十三五”我国环境工作中的重要位置。同时，今年环保部对内部机构进行调整，设置了水环境管理司、大气环境管理司、土壤环境管理司，此次以环境要素设置水、大气、土壤三个司，体现了典型的环境问题导向，也是对我国环境治理工作的进步一落实。

一直以来，我国的环境治理都以“总量减排”为主要手段，随着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这一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对环境持续改善的要求。因此，顶层设计改变势在必行。

强化“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环保工作的核心是我国环境治理工作的一次重大进步，对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将倒逼像水泥这样的高排放行业执行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事实上，对于水泥行业排放标准将进一步收紧在行业内早已成为共识。对此，长期从事环保工作的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行环保)董事长刘怀平深有感触。“中国的水泥行业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水泥工业体量大，在建材工业中占比较重，所以按照欧美的环保标准来制定中国水泥工业的排放标准并不合适。从环保的角度来讲，趋严、收紧将是必然趋势。”

科行环保董事长刘怀平

实现“超低排放”，是大势所趋但要分步走

实际情况也正如刘怀平所言。作为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配套措施之一的《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中，对水泥生产企业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氟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都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以颗粒物的排放为例，新标准将排放限值由50mg/m3(水窑等热力设备)、30mg/m3(水泥磨等通风设备)分别收严至30mg/m3、20mg/m3。但是，刘怀平并不满足与此，提出水泥工业要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达到“超低排放”。

那么如何理解水泥行业的“超低排放”?刘怀平给出了这样的解答：“目前，‘超低排放’只是一个概念，但对于水泥行业而言可以向电力行业借鉴。”据悉，电力行业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粉尘排放国家标准限制分别为50 mg/m3、35 mg/m3、10 mg/m3，而电力行业自身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于粉尘执行5 mg/m3的超低排放。

事实上，实现超低排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刘怀平坦言，水泥行业实现超低排放将在2018年之后，而要达到超低排放也要分步走才行。

第一步，严格执行水泥行业现行污染物排放标准，并进行全面核查。水泥企业全部实现达标排放，达到《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中对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粉尘(400mg/m3、200mg/m3、30mg/m3)的排放要求

“国家标准是强制性的，必须执行到位，这也是所有水泥企业污染物排放必须达到的红线。”刘怀平表示，在目前水泥行业去产能的大环境下，环保应该作为重要抓手，环保不达标应列为淘汰行列，“这是水泥企业对待环保的基本态度，也是对待自身生存和发展应有的态度。”

第二步，执行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粉尘排放提高至200mg/m3，100 mg/m3，10 mg/m3。实现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意味着水泥企业需要投入更大的环保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刘怀平建议，一些有条件的央企、国企应该率先执行，勇于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第三步，向电力行业排放标准靠拢。在刘怀平看来，目前水泥行业与电力行业在减排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虽然水泥与电力在工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减排技术难度也更大，但是逐步赶上电力行业是水泥人必须做的事情。“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有责任加强减排工作，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同时刘怀平也呼吁国家政策在水泥工业减排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实施“超低排放”，实则困难重重

据刘怀平介绍，基于现有的技术测算，水泥行业实现“超低排放”吨熟料成本将增加8-13元左右，这无疑将给水泥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2015年，水泥行业产量23.5亿吨，出现了25年来的首次萎缩;同时，行业经济效益也出现大幅下滑，全年实现利润330亿元，同比下降58%。据统计，2015年全国31个省级地区中，有9个省出现水泥行业亏损，约占29%，河北和山西是行业重灾区。其中，山西亏损最严重，亏损高达21亿元。

当生存面临挑战之时，企业对环保投入更多的持有观望态度。在刘怀平看来，水泥行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实施“超低排放”的最大障碍。其次，是源于政策方面的障碍。不同行业之间减排政策的差异性，造成行业间的攀比，导致企业在节能减排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急躁心理。比如，有些行业政府给予减排补贴，而有些行业则没有，在行业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缺少支持的行业企业减排积极性将大打折扣。这也是刘怀平始终呼吁政府给予水泥行业更多节能减排政策支持的重要原因。再次，技术的制约也是实施超低排放的一大掣肘。刘怀平坦言，近年来，减排技术的研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国家、行业、企业的投入都不如往昔。“如果某天在行业需要更好的减排技术之时，而我们并没有做好储备，那么对于行业而言则是很可悲的。”

刘怀平给记者举了一个实例，“十一五”初期，国家要求大幅度减排二氧化硫，而彼时我国在这方面并没有技术储备，在此情况下，几乎所有二氧化硫减排项目都由日本、欧美等国家环保企业获得。在刘怀平看来，为此我们付出了高额的学费。

刘怀平表示，企业实施节能减排是义务和责任，不能以成本的增加作为推卸承担责任的借口。“我们应该未雨绸缪，不断加大环保技术、材料、工艺、装备的研发投入。环保领域要有为未来5-10年进行科技研发、技术储备的格局和战略眼光，这样我们的行业才能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