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薄弱、法律缺失、成本高昂 公益机构如何接手垃圾分类难题？

据住建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是1.91亿吨，2016年是2.15亿吨。2.15亿吨垃圾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堆在一起可以堆出600多座百层摩天大楼。

而从《人民日报》的一份读者调查显示来看，我国居民垃圾分类知晓度高达90%，但能够参与并比较准确完成分类的人群只占总数的20%左右，能长时间坚持的人更少。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投放准确率都较低，导致收集到的“分类垃圾”还是混合垃圾，制约了分类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分析，我国推行垃圾分类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矛盾在于后端缺乏现代化、多样化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即使部分居民做到了源头分类，环卫企业也做不到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最终只能“殊途同归”。近年来，我国一批城市相继建成了多样化、现代化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为垃圾分类处理提供了较好的硬件保障。我国垃圾分类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由后端分类处理设施缺乏转化成源头分类投放参与率低和准确性差。

前端影响后端，后端制约前端，没能形成良性循环。分类处理设施的高成本低效率影响企业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的持久性，仍然会不时出现“先分后混”现象，进而影响居民分类投放的积极性。

进退两难的NGO

在这些年中，有不少公益机构因垃圾分类试点而设立，他们曾深入一线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的推广工作，但至今还在坚持的却屈指可数。

在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有一家名为“地球家园环保服务中心”在成立时曾是多方关注的焦点，主要从事向居民回收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废金属等四大类生活垃圾的废弃物，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上门向居民发“家园卡”、回收废弃物，并指导居民如何对垃圾进行分类。居民交出的废弃物全部变成家园卡上的积分，居民凭积分可以到专设的超市里换购饮料等日常用品。

但是在开办仅半年多后，这家服务中心便大门紧锁。从社区垃圾分类一线退出的公益机构，这并非是个案。从事环保公益领域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早在10年前，公益机构间陆续兴起了一股推广垃圾分类的热潮，更有大批公益机构涌入社区，开始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指导和服务。

“当时做得比较好的有热爱家园、福田环保，屋里厢也有项目，青草部落、自然之友也会定期开展活动。然而，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几年过去，依旧在坚持的机构却已经屈指可数了。”只有热爱家园和福田环保还算比较坚挺，很多组织都不做了，有的即使还在坚持，也退回了前期宣传为主的形式，活动的频率还不到盛行时的三分之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组织负责人指出，不愿再从事垃圾分类进社区的一线项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不到关注和重视，得不到肯定和鼓励，也挫伤了员工开展项目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在政府购买公益机构服务的公益招投标中，这些做垃圾分类一线项目的组织坦言，自己的项目并不是街道社区最急需的，自然而然不会成为街道优先采购的项目。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缺经费，这是很多公益机构共有的困境，对于做进社区开展垃圾分类一线项目的公益机构来说，在‘缺钱’和‘缺成功案例’之间更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如果没有足够的项目经费，就很难取得成功的案例。但没有成功的试点经验，就不会有人愿意投钱给你。”

为了逃出这样的死循环，不少组织只能无奈地选择自己倒贴经费，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培养出了一点典型试点案例，得到的经费支持却依旧只能用“可怜”来形容。难以承担的人力成本，带来的是人员的高流动性，以至于直接影响到项目的可持续性。经过了几年的摸爬滚打，一再地受阻让很多人都退出了一线的垃圾分类落实工作。

前端：公益机构的启示

致力于利用互联网技术来解决社区垃圾分类问题的“MEI家园”创始人王雁茂表达认为，首先，垃圾分类是一个体系化的产业链，任何一个链接没有处理好，垃圾分类都会失败;其次，垃圾分类运营成本高，造成了垃圾分类的效果不可持续。

正如前文所说一样，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只有同时保证“前端”(社区居民主动分类)和“后端”(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和方案)的运转正常，加之政策性的约束和引导，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那么，围绕“前端”工作的公益机构是否带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居民意识薄弱是否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以我们的经验，在任何小区，哪怕是高档商品房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最初的反映都是觉得‘不可能’，理由都是‘居民素质差’。”爱芬环保项目负责人马晓璐说，2017年底，他们在上海宝山路街道的止园小区启动垃圾分类工作时，遇到的回应并不意外，这个小区规模超大，有近1900户，居民结构复杂。

由于止园小区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居委会与爱芬环保设立的初步目标是：让居民都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和概念。

在爱芬环保指导下，居委会与志愿者通过多种方式，向居民进行宣传。在开设垃圾厢房分类点之前，居委会就联系志愿者挨家挨户走访分发湿垃圾桶和爱芬环保制作的垃圾分类贴纸，宣传垃圾分类。“分发的湿垃圾桶既是一种福利，同时也可以鼓励居民在家分好垃圾。”

经过居委会、志愿者的宣传，很大一部分小区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有了基本了解。但实施起来，还是遇到很多阻碍。

“还是有不少住户对于垃圾分类缺少了解，当被提醒要分类时，经常会问‘什么是干湿垃圾’，还会错误认为湿的就是湿垃圾。”保洁员朱阿姨说。

为此，止园小区组织了一支28个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团队，每天上午两个人，下午两个人轮流排班，在垃圾厢房旁帮忙分拣垃圾，遇到没有垃圾分类的居民会进行提醒。对于不配合的居民，志愿者会苦口婆心地规劝;劝说不成，会自己用手将垃圾分拣出来。一位居民志愿者告诉记者，不少志愿者都碰到过外卖的汤水撒了一身，有人还碰到过排泄物。

时间久了，不少居民来丢垃圾，看到志愿者站在垃圾厢房旁边，如果没有分类，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保洁员则每天把垃圾厢房擦得干干净净，并在垃圾桶旁放置了水盆，让居民扔完垃圾后可以洗手。慢慢地，自觉分类垃圾的居民越来越多。

现在，绝大部分居民对垃圾分类不再陌生，在分类投放点，处超过60%居民能自主参与干湿分类，还有不少居民主动向居委会提建议增设垃圾分类点。居委会负责人介绍，目前居委会已完成了居民绿色账户卡的制作，居民持卡率为90%。后期扫码志愿者会上岗工作，居民扔垃圾后可以扫码攒积分，积分可以换购奖品，鼓励居民垃圾分类。

后端：不妨向国外取经

而在后端，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管理机制并没有理顺。

“生活垃圾收集有街道、居委会、物业，垃圾清运和处理由环卫部门负责;再生资源的回收有环卫参与的，也有专门从事回收的新型企业参与;有害垃圾由环保部门负责，医疗垃圾由环保和卫生部门负责。”清华大学中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这样描述目前的管理机制。

他表示，对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可统筹合并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协同作用。比如统筹合并商务部门、环卫部门在废旧物资回收、垃圾收运处置的两项管理职能，将原有的两个体系从源头投放、收运系统、末端处理处置等三个环节进行统筹规划与设计。同时，要实现可回收物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衔接，有害垃圾分类收集与危险废物处理衔接，易腐垃圾或厨余垃圾分类收集与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衔接，实现分类后的垃圾进入不同处理设施分类处理，防止因垃圾体外循环而造成二次污染。

而理顺管理体系之外，管理理念更应该跟上。再生资源行业也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政府应予以适当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还应鼓励社会资本、专业化企业参与到垃圾处理的具体环节中。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再生资源行业由市场主导、垃圾处理行业由政府主导的“两张皮”局面。

为寻找垃圾分类的链条式解决方案，2015年起，《公益时报》曾先后两次派出记者前往日本考察，并带回了邻国的宝贵经验。

在日本，垃圾分类工作也相当不易。

日本的每个家庭需自行购买对应不同类型生活垃圾的垃圾袋，并且很多地区要求实名制购买，从而进一步要求民众提高自觉性。

同时，针对不同的垃圾也分别有详细的投放方法的规定，如可燃烧垃圾、不可燃烧垃圾、塑料容器和包装要装在45升以下透明或半透明的垃圾袋里;瓶和罐以及有PET标识的塑料瓶则要放到指定的网兜内;而大型垃圾则必须申请上门收集等。

日本对一半以上的人口实行垃圾从量收费。一般情况下，有害垃圾和资源垃圾的收运是免费的，可燃烧垃圾和不可燃烧垃圾的收运则要按垃圾体积付费。这就意味着，多扔垃圾多付钱。

而如果垃圾没有被分类的话，是不会被装车拉走的，一直堆积在家门口的垃圾则会被举报、罚款，甚至触犯法律。

在东京的东京都废弃物填埋处理场，《公益时报》记者看到，该处理场有中央防波堤内侧填埋地、中央防波堤外侧填埋处理场和新海面处理场等多个填埋区，整个东京的垃圾全部都运送到该处理场进行处理以及填埋。

不同的垃圾有不同的填埋轨迹路线，如可燃垃圾在焚烧场进行焚烧处理，不可燃垃圾在粉碎场进行粉碎处理，大件垃圾(如冰箱、床等)由居民将其各部件按照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以及可回收垃圾等仔细分好，送至不同中间处理场进行分别处理。进行这些处理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填埋量，延长垃圾填埋地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