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垃圾收运处置体

第七节 加强农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提高气象、旱涝、地震、地质、火灾等灾害综合防范能力，不断提升农村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化、标准化、信息化和社会化水平。到2022年，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职责清晰、统筹有力的防灾减灾救灾管理体制。

推进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农宅安全改造。加强防汛抗旱、防震减灾等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开展乡村重要管网系统抗震性能鉴定和改造加固，推进新建管网系统分区规划。开展民房、基础设施设防情况评估。重点提升学校、医院、农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避难场所的设防水平和承灾能力。推进实施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农村困难群众危房与土坯房改造，提升农村住房设防水平，继续推动山区农民搬迁。到2020年，完成4类重点对象（农业户籍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和低收入农户危房改造工作。

提升农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对提升监测预警、指挥调度能力的支撑作用。深化森林、草场火灾防控治理，改善农村消防安全条件。建设市、区两级救灾物资储备库，逐步健全应急物资储备、调拨机制，在有条件的多灾易灾乡村设置救灾物资储存室，建立“市—区—乡镇—村（社区）—家庭”五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探索开展以区为单位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调查，完善应对灾害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灾后重建工作机制。探索建立健全各级财政补贴、居民缴费、保险基金合理分担的灾害保险机制，扩大农业保险和农村住房保险覆盖面。研究完善巨灾保险制度，逐步形成适应首都风险特点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担机制。

健全防灾减灾救灾队伍。探索设立各灾种统一的灾害信息员，并编制标准化的乡镇、村应急救灾预案、灾害风险图、应急疏散图。转变重救灾轻减灾思想，将防灾减灾纳入国民教育计划，建设与乡村特点相适应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教育体验设施，推进防灾减灾宣传教育进乡镇、进农村、进家庭，不断强化农村居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公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七章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以文化建设振兴乡村组织和乡村产业，促进构建新型城乡文化关系，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第一节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通过宣传教育、实践养成、制度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奠定乡村振兴的思想道德基础。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依托符合农村特点的载体，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时代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新乡贤文化，涵养明德向善、守望相助、风醇物厚的文明乡风，聚人聚心聚气，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注重典型示范，深入实施时代新人培育工程，依托“北京榜样”等典型示范，推出一批新时代农民的先进模范人物。以志愿服务为抓手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落实本市普法规划，彰显社会主流价值。

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推动基层党组织、基层单位、农村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农村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乡村宣传载体建设，在宣传媒体开辟乡村思想文化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加强对农村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应对解读，合理引导社会预期，维护乡村意识形态安全稳定。健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继续推进北京市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农村社会心态。深化文明村镇创建活动，进一步提高文明村和文明乡镇的比例。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好家风、好家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扫黄打非”进基层。重视发挥社区教育作用，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好家庭教育，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全面加强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完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长效机制，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融入到农村发展重大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实施等过程。

倡导诚信道德规范。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在农村发展事务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从“要我干”转变为“我要干”，通过实践养成强化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体意识。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弘扬中华孝道，强化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社会风尚。广泛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等评选表彰活动，开展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医生、村官、人民调解员等活动。深入宣传美丽乡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典型事迹，建立健全先进模范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

第二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立足京郊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促进城乡文化良性互动，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乡村载体。

保护和利用乡村传统文化。结合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开展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邻里互助、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乡村中蕴含的传统历法、农事节气、民间习俗、民族节庆、乡土手艺、地方餐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阐释，促进活态利用，推动优秀农耕文化融入现代生产生活，培育和扶植符合现代需求、饱含京韵、体现“农味”的乡村传统文化。加强乡村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完善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加强动态传承、开发、保护与利用。完善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建立健全保护、传承、监督检查机制，创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促进活态传承。在条件具备的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加大乡村（社区）综合文化室建设力度。开展乡村史志修编，传承乡村共同记忆。加强京津冀三地乡村历史文化遗产的交流互鉴，共同培育具有京津冀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

保护复兴传统村落。加快开展传统村落资源调查，完善传统村落名录，实行挂牌保护，加强动态管理。加强生态环境及山水林田湖格局保护，维护好与传统村落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开展历史环境要素认定和保护工作，挖掘、保护、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脉络，把传统古村落打造成历史文化脉络的承载地。实施“一村一策”，开展传统村落规划和项目实施，加强传统建筑保护。统筹开展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整村推进，分步实施，改善传统村落生产生活条件，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深入挖掘传统村落资源禀赋优势，推进“一村一品”，培育特色产业。拍摄留存传统村落影像资料并有序利用。

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紧密结合特色小城镇、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挖掘乡村历史记忆和特色文化符号。以形神兼备为导向，把民族民间文化元素融入乡村建设，深挖历史古韵，弘扬人文之美，重塑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和田绿草青的居住环境，重现原生田园风光和原本乡情乡愁。兼顾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引导企业家、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文化业态。发展乡村文化组织，引导农民保护、传承和开发乡村文化。开展农村文化进城工程，深化中小学学农教育，开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进城市社区、进学校、上舞台等“结对子、种文化”活动，提升农村文化自信，促进城乡文化互知、互融，构建新型城乡文化关系。

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围绕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建设，打造一批充分体现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红色文化、创新文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展示区。鼓励建设集农耕体验、田园观光、科普教育、文化创意、乡村游乐于一体的休闲农业创意园。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农业联动发展，提高农业创意和设计水平。深入挖掘民族乡村文化资源，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大力推动农村地区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培育具有京味特色的传统工艺品牌。积极开发北京传统节日文化用品、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促进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推动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深度融合，以文化振兴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第三节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增加优秀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活跃繁荣农村文化市场，为广大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营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水平。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实现乡镇公共图书馆“一卡通”全覆盖。发挥区级公共文化机构辐射作用，统筹规划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鼓励建设多功能、多用途服务设施综合体，推进资源共享，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引导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规划建设、管理监督，大幅提升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综合文化中心等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管理水平及使用效率。统筹推进农村地区公益电影放映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村村响”工作，加强应急广播系统建设。打造公共文化服务云系统和云平台，构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完善和创新新媒体传播机制，实现线上线下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完善农村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覆盖体系。创新管理和阅读激励机制，推进农村图书室提质增效。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建设，充实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电视等领域人才队伍。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基层文化骨干、文化组织员等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健全完善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细则和指导性目录，吸引包括文化企业在内的各类文化机构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

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深入推进文化惠民，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建立农民群众需求反馈机制和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筛选机制，适时调整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内容，开展“菜单式”“订单式”“点单式”公共文化服务。加强“农村文艺演出星火工程”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建设，推动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社会影响力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加强文艺志愿服务，鼓励各级文艺组织到基层教学帮带，引导城市文化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开展惠民演出活动，增强农村基层文化活力。支持“三农”题材文艺创作生产，鼓励文艺工作者推出反映农民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加强农村科普工作，推动全民阅读进农村家庭，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

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完善群众文艺扶持机制，加大群众文化扶持力度，鼓励农村地区自办文化，凝聚人心，促进乡村文化兴盛。培育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支持乡村文化能人。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培养一支懂文艺爱农村爱农民、专兼职相结合的农村文化工作队伍，演绎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北京乡土文化。传承和发展民间传统体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体育活动，鼓励民间传统体育走出去。鼓励开展群众性节日民俗活动，支持文化志愿者深入农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引导各区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充分结合本市乡风民俗特点，组织开展好农民丰收节等重大节庆活动，吸引广大市民深度参与、体验。组织开展好北京市农民艺术节，形成“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系列活动品牌。活跃繁荣农村文化市场，推动农村文化市场转型升级，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监管。

第八章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第一节 强化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作用

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全面领导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强化村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引导、鼓励和支持村党组织成员依法当选村委会成员，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深入开展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工作，建立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参与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常态化机制，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完善乡村组织体系，推进农村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推广党建实训基地模式，开展党支部评星定级工作，以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加强农村社区、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领域党建工作，引导其始终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正确方向。

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在村“两委”换 届中严格人选把关，建立候选人资格条件负面清单，实行候选人资格联审制度。实施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加强村“两委”干部管理监督工作，实行村“两委”干部坐班值班、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进一步加强村党组织的纪律检查工作，规范设置和选优配强村党组织纪律检查委员，推行村党组织纪律检查委员兼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村级后备人才库，全市村级后备人才数量动态保持在8000名左右，35岁以下不少于30%，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占80%左右，女性占30%左右。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正职后备动态保持在2000名左右。推广实行村级党建工作助理员机制。5年培养1500名左右村务管理专业大专学历教育人员。建立健全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全面向低收入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落实选派单位帮扶责任，不断完善干部驻村帮扶机制。

发挥农村党员乡村治理主力军作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通过区、乡镇、村党校及党员实训基地强化党员培训，教育引导党员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党员“党性体检、民主评议”、党员联系农户等制度。对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行量化考评，实行党员积分管理，依规稳妥有序做好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加大在青年农民、外出务工人员、农村妇女中发展党员力度。开展党员“亮明身份”、党员户挂牌等行动，在完成重大任务和重点工作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责任监督机制。压紧压实各级党委特别是区级党委主体责任。把整顿转化软弱涣散村党组织作为硬任务，坚持抓乡促村，建立常态化机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作用，加强对中央和本市涉农政策尤其是涉农资金拨付、物资调配、惠农项目实施等工作的监督，开展低收入帮扶工作中腐败和作风问题的专项治理，严厉打击农村基层黑恶势力和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严肃查处发生在惠农资金、征地拆迁、生态环保和农村“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坚决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严厉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

第二节 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根本、德治为引领，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强化法律权威地位，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让德治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健全完善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落实群众知情权、表达权和决策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继续推行“四议一审两公开”（“四议”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商议，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一审”即乡镇党委、政府审核;“两公开”即实行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八步工作法”（第一步，深入调查收集民意，弄清楚大多数群众希望办什么；第二步，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形成初步方案；第三步，宣传发动统一思想，征求群众对初步方案的意见，争取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第四步，民主讨论确定方案；第五步，户户签字进行表决；第六步，分解任务落实到户；第七步，村民小组组织实施；第八步，张榜公布）等村务民主决策制度，规范民主决策内容，健全民主决策程序。推广参与型社区治理模式，推进“社区议事厅”建设。深入推进村级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公开规范化和信息化建设。健全务实管用的村务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重点加强对村务决策和公开、财产管理、工程项目建设、惠农政策措施落实等情况的民主监督。建立村务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加强基层纪委监委对村民委员会的联系和指导。探索开展小村撤并工作，进一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章程及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倡导公序良俗。探索在兴村惠农政策设计和项目实施上的村民广泛参与机制。探索推行乡干部、村干部、党小组组长、党员、村民等联动治理机制。鼓励农村根据区域特点、功能定位以及乡情村情民情依法依规进行乡村治理的创新性探索。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按照全面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的要求，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工作责任制。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宣传教育活动，以“村村通”网络为普法平台，提高农民法律素养，引导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把政府各项涉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落实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和权利。建立农村组织运作的规范程序机制，梳理发布村党支部、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责清单。综合运用集体资产第三方审计等措施，进一步规范村干部的履职行为和权力运行。在乡镇（街道）普遍建立实体化综合执法中心，下移执法重心，配齐配强基层执法人员，实现联合执法向综合执法转变。建立健全乡村调解、区级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机制。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利用现代科技、通过多种平台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推进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公益法律服务。深入推进法治区（乡、镇）、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农村基层的法治化治理。到2020年，实现区、乡镇、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全覆盖。

发挥德治引领作用。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涵养明德仁爱、守望相助、风醇物厚的淳朴民风，用好的民风来聚人聚心聚气。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推广乡贤公益协同共治模式，加强社会工作服务站等党群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社会各类群体特别是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深化农村殡葬改革，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力量下沉。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坚决做到有黑必扫、有恶必除、有“伞”必打、有腐必反、有乱必治、除恶务尽。严厉打击黄赌毒盗拐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抵制封建迷信活动。依法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邪教活动打击力度，严防境外渗透，继续整治农村乱建宗教活动场所、滥塑宗教造像行为。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区、乡镇、村（社区）三级综治中心功能和运行机制。加快推进城市管理网、社会服务管理网、社会治安网、城管综合执法网等“多网”融合发展，实现区、乡镇、村（社区）三级在信息系统、基础数据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一体化运行。加强街乡网格化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强化综合统筹职能，逐步实现“五有”（有综合平台、有基础数据、有网格地图、有专职队伍、有工作机制）治理新格局。继续深化“一村一警”建设，加强农村派出所警力保障。强化群防群治，推广“市民劝导队”“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自治协会”“村民区域联防”等工作模式。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进农村活动，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农村基层矛盾预防化解能力。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农村基层制度，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村民制度，引导村民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落实乡镇政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责任，探索实施“路长制”。推进农村“雪亮工程”建设。到2020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形成标本兼治、正本清源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首都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节 夯实基层政权

根据当前本市农村社会结构多元、利益关系复杂的形势变化，科学设置乡镇（街道）机构，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健全农村基层服务体系，夯实乡村治理基础。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合理设置基层政权机构，调配人力资源。统筹机构编制资源，整合基层审批、服务、执法等相关职能，设立综合性机构。着力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赋予乡镇更多自主权，增强乡镇统筹协调功能，按照“综合化、扁平化”原则改革乡镇党政机构设置。深化“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编制落实“吹哨报到”专项清单、工作方案，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建设，有计划地选派市区机关、事业单位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到乡镇任职。加大从优秀选调生、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干部中选拔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力度。探索推进乡镇（涉农街道）干部联系村庄以及村主要负责人跨村任职机制。

创新基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从精治、共治、法治、创新体制机制入手，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基层管理体制机制。明确区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进乡镇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推进乡镇民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创新联系群众服务工作方法。推进直接服务民生的公共事业部门改革，完善服务方式，最大限度方便群众。推动乡镇政务事项一窗式办理、部门信息系统一平台整合、社会服务管理大数据一口径汇集，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健全监督体系，规范乡镇管理行为。整合协管员队伍，建立市级总体统筹、区级部门招录培训、街道乡镇统筹管理使用的协管员队伍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街乡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基本待遇动态调整机制。严格控制对乡镇设立不切实际的“一票否决”事项。

开展农村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制定村（农村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推进农村基层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完善“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健全以基层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整合社区服务资源，基本实现“半小时社区服务圈”全覆盖。在村庄普遍建立网上服务站点，逐步形成完善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升乡村治理及乡村社区服务的精准度与有效性。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完善政府提供社会服务模式，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提供社会服务。探索“一村一名社工师”的方式推进社会服务专业化。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探索村民全员参与的“家庭责任制”，通过“小手拉大手”“以老律小”等家庭内部监督机制实现乡村环境治理目标。促进流动人口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服务管理，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融入度。开展农村基层减负工作，集中清理对村级组织考核评比多、创建达标多、检查督查多等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