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对上海有何更深层次的意义-第2页-北极星固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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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绿园小区有多个“群组”：楼群工作组、美丽家园小组、垃圾分类小组、电梯加装小组、联席会、自治组、健康自我管理组、妇联、清洁家园组等，每个楼群还有党支部，绿园居委会管辖的4个小区有5个支部，大大小小20多个微信群。几乎每周都有各种小组的协商会议。

“相比之下，垃圾分类的工作相对轻松了。”物业公司的郭经理说。有啥问题，各小组都会及时反应，现场解决。比如，年轻人错过投放时间怎么办？经过协商，绿园小区的办法是这样：专门在自行车棚附近设立错时投放点。错过早晚两个时间段，垃圾可以扔在错时投放点。投放点同样有监控摄像头，可以说24小时都能扔垃圾。

梁于娟一直强调，社区治理结构是所有工作的基石，在党建的引领下，物业、业委会、居委会“三位一体”，居民是参与主体。

同样隶属于绿园居委会的另外几个商品房小区，原本每栋楼宇门口都有一组垃圾桶，垃圾分类实行以后，32个桶合并到8个桶。但是8个桶放在哪里？位置选择上，大家都不愿意紧邻自己的楼宇。4个小区大大小小会议开了18次，平均每家每户上门沟通超过5次，这样的协调沟通中，撤桶和并桶问题顺利解决。

“小区年轻人认识我们，敲门能走进去。”业委会顾主任说。大家自豪的是，经过几轮社区公共建设，居民们有种获得感和满足感，对公共事务的抱怨少了，协商态度更加积极。

“很多工作其实不是从垃圾分类开始做，而是靠平时的社区治理。当一个社区群众的力量被激活，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好的，包括垃圾分类。”梁于娟说。

风平浪静未必是好事

长期从事社区调研的姚栋，一直关注一个课题：公众参与。

上世纪中叶，谢丽·爱恩斯坦在美国规划师杂志上发表了《市民参与的阶梯》一文。文中把公众参与分为8个阶梯，从不愿意参与开始，一级级往上。该文当时是作者基于美国房屋和城市开发情况，调研了150个左右低收入社区更新项目后所著。

当然，公众参与各有各的国情，文章不能全盘接受，但此文发表之后，一直被全球城市广泛引用和借鉴，成为研究社区公众参与的经典之作。它归纳了一些现象，也可以说是共同的人性：所有能够形成高级参与的社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成果是居民们协商出来的，是经历过一轮轮让人头疼的矛盾，最后协商、沟通所得。如果缺乏矛盾挣扎的过程，社区很难有一个契机，形成凝聚力。

姚栋打了一个比方，假设一个微更新项目，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和财力，不遗余力去完成，但很可能做完以后，社区居民一句好话都没有，他们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可是一个小小的社区花园种菜项目，如果一开始由居民自己提出，主动申请，过程中得到基层支持、政府帮助，最后做成了，居民们会兴奋不已，纷纷称赞。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的，再好也缺乏共鸣；后者是居民主动参与的，当主动参与有了反馈，有了成果，过程再难再曲折，都能收获满足感，并且凝聚起居民的荣誉感、归属感，培育社区自治的能力。

这就是创新社会治理，每一次争议都是一次机会，是社区教育和凝聚认同的良机。

南丹小区和绿园小区是两个典型案例，原本小区先天条件不足，矛盾复杂多样，但是基层工作者并不畏难，而是在一个个项目中，一次次挑战中，不怕矛盾，解决矛盾，最终凝聚居民们的认同，乃至激发居民们的主人翁意识。

而有些社区，可能本身基础良好，平时工作人员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量不主动找事，不上门，不“扰民”，缺乏协商机制，有的居委干部甚至连年轻人的家门都敲不开、进不去。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一旦遇到公共事务，比如垃圾分类，缺乏自治和协商基础的小区，困难就纷至沓来。

垃圾分类

重塑上海城市形象

在一些专家看来，垃圾分类，是一次难得的契机。

当下，不同年龄群体各有各的烦恼和议题。比如，老年人要增加广场舞空间，年轻人要增加停车场地，小朋友要有玩的地方，彼此诉求不同、议题不同，众口难调，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因此难上加难。

但垃圾分类，是一个极其难得、需要所有居民共同参与、共同完成的议题。它关系到每一个社区成员，触动所有人的利益和生活方式。

在垃圾分类过程中，我们从网络上的各种声音就可以感受到，确实各有各的难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指望一个完美的政策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它的解决方法本就应该来自社区自治、协商，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各有各的解决方案。

听到的争议，看到的矛盾，都是共同塑造社区认同的机会和过程，是新一轮上海全民教育的新机会，倒逼社会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

“所有吐槽帖其实都是暗黜黜的炫耀帖。”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这不是第一次用环境问题凝聚社会共识，多年前，上海的爱国卫生运动同样影响了一代人，每周固定时间，居委会带领全体居民共同出来打扫公共卫生，消灭各种虫害，倡导爱惜公共环境。再后来，“七不”规范教育从娃娃抓起，不随地吐痰等陋习得到极大改变，也影响了一代人。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却越发冷漠，而垃圾分类不仅可以起到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它也能促进社区自治、社区营造，重新探讨邻里关系，学习邻里之间如何对话，如何协商社区公共议题。

一个最简单的场景是，如果年轻人没有扔垃圾这件事，他们平时很少和社区里的阿姨妈妈们对话。当志愿者们手把手教年轻人如何分类，甚至帮助年轻人湿垃圾破袋，这点日常的小感动，重新回到了邻里之间。

曾经，上海的爱国卫生教育不仅让城市面貌干净整洁，而且在那个年代，率先树立起上海公共文明素养的新形象。如今，这一轮垃圾分类，同样也是培育新一代人自豪感、凝聚社区自治和认同、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形象的良机。

从这个角度看，用志愿者的话说，“当下遇到的细枝末节问题，都不算什么事”。

原标题：垃圾分类，对上海有何更深层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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