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打造绿色发展新动能的几点思考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绿色发展需求差距较大

近几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从2001年的1166.7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9539亿元。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多年平均保持在1.5%左右，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从2001年的1.05%增加到2010年的1.84%；自2010年之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开始逐年下降，到2017年降低到1.15%。

当前，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度远未达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持续改善的水平。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国家环保投入一般占GDP比重高于2%，达到3%才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在投资高峰时期占比更高，且投资高峰一般可持续10年以上[8]。我国当前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仅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水平，距离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并持续保持，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尚需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

到203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据相关研究[9]，届时我国GDP年均增速将保持在5.5%左右，预计达到200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占GDP比重的3%测算，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应达到6万亿元；按投资拉动系数1∶1.25估算，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预计拉动GDP增长7.5万亿元；按每100万元增加1个就业岗位保守估计，至少增加非农就业岗位600万人。

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绿色发展标准涵盖设计、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领域，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生态设计标准、绿色制造标准、绿色产品标准、节能节水节地技术标准等。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绿色发展标准建立，德国制造4.0、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英国工业2050战略等均包含很强的绿色化要求。我国已发布的绿色发展相关标准在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以及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一是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尚不健全。绿色标准还处于起步阶段，仅少数标准针对源头进行控制，且集中在产品层面，尚未形成涵盖设计、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的绿色标准体系。

二是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以及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做好清洁生产标准与排放标准、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之间的衔接。

三是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亟待加快。现有部分标准存在标龄较长、项目缺失、限值偏宽等问题；配合排污许可的实施，标准的精细性也需进一步增强；相关配套监测方法标准与规范仍有不足；风险评估相关标准需尽快制定以满足管理需求等。

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的对策

目前，有效应对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业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为适应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需求，应当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倒逼作用，做好生态环保新基建顶层设计，推进“绿色复兴”，打造绿色发展新动能，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引导建立绿色生产方式

贯彻新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要求融入设计、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领域，推动建立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引导和倒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一是组织开展现行标准梳理和评估，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强标准的风险防范功能，增强标准在排污许可和环境保护税等应用中的协调性，强化企业全过程环境监管。

二是完善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流通标准，打造绿色设计平台，培育可复制、易推广的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

三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标准，在铁路、电力、汽车、通信、新能源、钢铁、交通、建筑等行业树立一批优质绿色品牌，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完善环境经济政策，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环境

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疏堵结合，奖罚并用，以环境经济政策“组合拳”引导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一是开展环境经济政策评估，加强环境经济政策实施的配套措施和能力支撑建设，提升政策实施效果。

二是推进绿色税收改革，提高对原生资源征收资源税的税额，将农药、化肥、塑料包装等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再生、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环保科技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税收优惠，试行污染治理企业增值税返还政策。

三是深化绿色产品优先采购、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探索建立押金返还制度，在饮料容器、铅蓄电池、报废汽车等重点产品消费量大、回收处理体系相对成熟的地区开展押金返还制度试点示范。

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充分发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重要作用，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和渠道，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监管和风险防范。

一是建立健全环境污染治理多元化投入机制和渠道，逐步由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向以企业、社会投入为主转变，探索项目融资、租赁、股票债券、BOT、专项基金和绿色银行等融资方式。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的优惠贷款和援助。

二是加强政府环保财政投入监管，把环保投入指标列入地方政府向人大汇报的重要内容，对一些环境污染重、历史欠账多的地区设置环保投资比重硬性约束。

三是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环保领域，完善环保投入顶层制度设计，合理分配政府和企业责任，有效防范PPP等债务危机风险。

做好生态环保与新基建的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生态环保产业

我国环保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水平较低，环保产业的总体供给能力基本能够满足当前需求，但尚难以满足和适应未来环境管理和环保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加强环保产业管理，鼓励和支持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发展环境服务业，推动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绿色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一是加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级、部级创新平台、大数据平台、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等建设和布局优化，加强环保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打造领域齐全、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生态环境工程科技创新平台体系。

二是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智能化升级，充分挖掘和深度开发利用全国经济普查、土壤详查及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加快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的国家环境管理平台，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测评估、预报预警、监管应急支撑能力。

三是选择若干环保产业发展基础好、潜力大的典型地区，开展环保产业推进的试点示范，形成环保产业创新发展新高地。加强环保企业“走出去”战略，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环保产业合作与交流。

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为绿色发展提供原动力

绿色技术是绿色发展的原动力。建立和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机制，打造绿色技术创新链，以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发展。

一是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化政府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对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扶持和激励作用，包括政府财政补贴、绿色产品税收优惠等政策。

二是围绕绿色发展的重大问题，瞄准绿色设计、绿色工艺、绿色制造、绿色回收等关键技术，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绿色技术装备的研发力度，打造引领产业发展的绿色核心技术体系。

三是创新环境管理技术方法，支撑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构建区域性、流域性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技术体系，推进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区域、流域的绿色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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