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春：应尽快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整体规划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已经箭在弦上，但碳排放量究竟如何度量？要不要设定年度碳约束目标？从现在到实现“碳达峰”，再到实现“碳中和”，时间表、路线图怎么定？转型过程中如何应对潜藏的经济金融风险？……诸多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答案。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碳达峰、碳中和”无疑将成为热词之一。我们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希望对上述问题进行一次系统性思考。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在接受CF40研究部访谈时表示，由于时间太紧，全国性的“碳达峰、碳中和”规划可能难以在两会上推出，但希望至少可以提出规划制定要求，并对有关指标按行业、地区等进行分解，帮助形成“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或者路径图。

孙明春指出，从现在到“碳达峰”，再到“碳中和”，都需要过程。在制定路线图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现实情况，减少转型痛苦。在总体节奏的把控上，应该是“前松后紧”。前期以“奖”为主，包括鼓励发展新技术，在能源结构转方面，要增加新能源投资等。到了中期，或应加大“罚”的力度。比如2025年以后，在碳排放控制方面，要有更为严厉的指标和惩罚措施。换句话说，至少要给企业5年的适应和转型过渡过程。

他指出，前期主要是做好基础性、准备性工作，加强全民教育，形成共识，让每一个公民都能节能减排，减少浪费，减少垃圾。

目前来看，要制定年度碳约束目标仍有一定难度，未来一两年的首要工作应该是测量，要能够比较准确地测量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各个地区的排放量。

近期，一些地方出现将“碳达峰”曲解为“攀高峰”的现象——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严刚此前联合撰文称，“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认为2030年前还可以继续大幅提高化石能源使用量，甚至还在‘高碳’的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攀登碳排放‘新高峰’，达到‘新高峰’后再考虑下降。”

孙明春表示，这种做法是不聪明的，说明其实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碳减排要求。反过来讲，还是要加强教育，加强认知，加强培训。

为支持“碳达峰、碳中和”，他建议，金融机构应该提前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起到表率作用。与此同时，还可以深度参与碳交易市场，通过碳市场价格机制的变化，推动全社会的“碳中和”行动。以下为访谈实录。

要充分认识“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的艰巨性

Q1：在推动实现“30·60”目标方面，您最希望在全国“两会”上看到哪些议题或进展？

孙明春：首先，我们都要认识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挑战性非常高，不容易实现。

因为中国经济还处在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每一份增加的GDP都是增加的碳排放。接下来中国经济增速还将处在这一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总体经济活动上升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因此，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其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要求我们在碳相关技术、能源结构、能耗等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尤其是要进行大量投资。

其次，也要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统筹规划并落实到位，那么无论是要实现碳达峰还是碳中和，都是很难的。所以首先要有一定程度的规划，然后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手段，同时利用好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

尽管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全国性规划都做得清清楚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从提出到现在只有半年时间，但至少在“两会”期间，我希望听到各界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一任务的艰巨性的认同，同时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规划，并对有关指标进行分解，分行业、分地区去落实，形成“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或者路线图。

有了规划以后，大家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位，认真推动“碳中和”进程。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节奏应是“前松后紧”

Q2：您对“30·60”总体路线图的制定、以及从实现碳达峰再到实现碳中和的节奏设计上有何建议？哪些措施应该在今年去优先落实？

孙明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增长中的某些要求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一件事。

我们一方面需要经济增长，希望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改善、收入增长等等；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也是真实存在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正越来越近。

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还要看得长远。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牺牲可能不得不做，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少转型的痛苦。

因此，在制定路线图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现实情况。

实际上，我们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从大的战略上来讲，这已经是一个很务实的思路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从今天开始就让碳排放下降。实际上，未来10年碳排放还将上升，经过这10年的准备和结构调整，才有可能在2030年以后逐渐下降。

具体到实际操作上更是如此。

从现在到“碳达峰”，再到“碳中和”，都需要过程。

我们不可能在2021年或者2022年马上对各个行业开展严厉的控制措施，否则实体经济受不了。换句话说，当前阶段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准备性措施，我们还得容忍碳排放继续上升。这意味着从直接可见的指标表现来看，几年内不见得有太明显的变化。

具体而言：

一是做好基础性工作，尤其是不要做一些让后期减排更难的事情。比如，我们在上马煤电或高碳项目时，要慎之又慎。同时，需要解决一些基础性问题，加大低碳减碳、碳采集，碳储藏等方面的科技投入。今后几年，政府、投资机构、学术机构、科研机构等都可以在在这些领域加强投入。这种前期投资可能两三年不见效果，但是一旦研究出来，就可能在后期有助于加速实现“碳中和”。

二是要开始为能源结构转型做准备，主要是初级能源消费方面要做大的转变。

三是要加强全民教育，尤其是针对普通民众，要加强关于气候变化风险的教育，让每一个公民都能节能减排，减少浪费，减少垃圾。

在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里，其中有一项就叫“负责任消费”，也就是说，“碳排放、碳中和”是全民的事情。大家要认识到，不只是企业，实际上每个个体都是碳排放的根源，许多消费活动都会造成碳排放。减少一些消费活动，特别是浪费性的消费，包括粮食浪费等，就能减少很多碳排放。

一旦形成共识，到后期，比如3年到5年以后，再来推动“碳中和”，很多措施推起来就容易多了。

在总体节奏的把控上，应该是“前松后紧”。

前面要松一点，以“奖”为主，做好基础性工作，更多是主动采取一些建设性措施，包括鼓励发展新技术，在能源结构转型方面，要增加新能源投资等等。

到了中期，可能就要加大“罚”的力度。比如2025年以后，在碳排放控制方面，要有更为严厉的指标和惩罚措施。因为那时，我们在技术上已经更有能力去适应经济向绿色低碳的转型。

换句话说，至少要给企业5年的适应和转型过渡期。实际上，“碳达峰”的目标就是给整个中国经济10年的转型过渡期。

未来一两年的首要工作是摸底碳排放量

Q3：您认为国内是否应该制定每年具体的碳排放约束目标？如果需要，应如何设定？按强度还是总量？难点是什么？今年目标定在多少比较合适？

孙明春：现在要制定具体目标可能还有一定难度。

我认为，未来一两年的首要工作是测量，要能够比较准确地测量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各个地区的排放量。

现在一些行业内也有各种测算方法，但还是需要进行全社会的测算。首先要摸底，摸清我们的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少。现在根据不同口径计算出的碳排放量，有的说100亿吨，有的说130亿吨，差异不小。

Q4：“30·60”目标提出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碳达峰、攀高峰”的现象。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孙明春：地方将碳达峰变为攀高峰，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是不聪明的，说明其实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碳减排要求。

并不是说现在拼命把排放量提上去，将来减起来就容易。真正的减排要求，也不是说你排的多，对你的容忍度就会更高一点。同样一个行业，标准是一样的。并不是现在的存量排放量比较多，将来就给你更大的额度，而是在这个行业里，额度是给定的。你现在多排，将来就要多减。

反过来讲，还是要加强教育，加强认知，加强培训。

金融机构可深度参与碳交易市场

Q5：金融应该如何支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金融系统如何切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孙明春：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金融机构应该提前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起到表率作用。

一方面，金融机构碳排放量本身不高。据我们测算，我国金融机构碳排放可能仅为全国碳排放总量的千分之三或更低。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财务实力比较强。我们也做过测算，金融机构碳减排的成本应该不会超过收入的千分之一，完全是可承受的。

实际上，国外很多金融机构都已经实现了碳中和。全球财富500强里有130多家金融机构，其中约四五十家外资金融机构实现了碳中和，还有很多机构提出要在2030年、2035年实现碳中和。目前来看，已经实现碳中和的世界前500强里面的金融机构，没有一家中资金融机构。海通国际是国内第一家提出要在2025年实现碳中和的。

所以我想，其他国家金融机构都已经实现了碳中和，中国的金融机构完全也有能力实现，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做个表率呢？

这样做是有其意义的。金融机构自身实现碳中和虽然只是减少了全国碳排放的千分之三，看起来直接意义不大，但是有很重要的间接意义。

因为经济中有很多服务类行业，和金融机构一样，它们的碳排放量也不高，而且财务上也有实力。比如信息行业或很多高科技企业，对它们来讲，要实现碳中和其实也不难。如果金融机构带头，其他企业都跟上的话，实现碳减排的量就不只是千分之几、百分之几了，可能会更高。

第二，金融机构可以深度参与碳交易市场，通过碳市场价格机制的变化，推动全社会的“碳中和”行动。

金融机构要实现碳中和，不可能完全不排放，最终有一些排放可能需要通过碳抵消或购买碳信用来实现，这就会增加碳交易市场的需求。

现在国内有8个地方性碳交易市场，但是交易量都很少，而且价格差异很大，与欧洲和美国相比，整体价格也比较低，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需求。如果金融机构能主动去购买，可以带来更多需求，把市场搞活，推高碳交易价格。

实际上，碳价上升是给减碳企业、绿色企业的市场性补贴，有助于鼓励企业减排，增加绿色产出；另一方面，也将增加高碳企业的成本，促使它们减少排放。

碳交易市场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金融市场。除了作为买方进入碳交易市场外，金融机构其实也可以逐渐参与进来做市，可以提供衍生品，像碳期货、碳期权等等，还可以做碳基金，向机构投资者甚至零售投资者发行。当然，这些要等整个碳交易活跃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做得起来。

我个人认为，碳交易未来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会很多，价格也会涨。应该讲，碳信用是一个好的投资产品。

除此以外，还有绿色债券、绿色贷款，ESG投资等等，这些已经在做的事情，都是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途径。金融机构在气候相关投融资方面有很多生意可以做，这个趋势在全球已经很明显。

研究“底层资产” 避免绿色泡沫

Q6：在走向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如何应对潜在的经济增长压力和金融风险？

孙明春：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讲，主要面临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间接风险，比如海平面上升、恶劣气候变化等，可能造成很多相关公司、行业的资产减值。

碳中和目标提出后，未来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相关行业的需求可能会大幅减少，这些行业可能面临破产倒闭的问题，由于行业本身有风险，给它们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也面临相当大的风险。对此，大家要做的是密切关注，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

从到碳达峰、再到碳中和，期间10年、30年的时间跨度，也是为了给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包括劳动者，以足够的时间来转型、消化。

Q7：近期环保型公司估值过高的问题引起关注，一些分析师担心绿色泡沫的问题。您对此有何思考？

孙明春：过去一年，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跟新能源相关的、跟环保绿色相关的很多上市公司，股价确实涨了很多倍，有的3倍、5倍，甚至8倍、10倍的也不少。

我觉得这首先基于投资者对未来整个绿色转型的期待，反映了市场投资者对趋势的认同，希望提前布局。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要认真区分，到底哪些是泡沫，哪些确实是有前景的，不能一概而论。

举一个例子，比如关于什么样的技术是绿色技术，是不是所有的太阳能公司未来都很有前景？我觉得这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相信，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些目标，必然需要在技术上做出巨大进步和突破。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一些绿色技术有可能会被淘汰。

太阳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经历了多次技术更迭，老一代的技术虽然也贴着太阳能或新能源的标签，但实际上它的技术并不一定可持续，有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技术。如果这些上市公司价格过高，未来其实不一定能够兑现，关键取决于这些公司在技术方面能不能跟得上。

大家还是要做好自己的功课，通过对底层资产的认真分析，来做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