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视角下的碳中和”系列专题一：投资视角下的碳中和

03 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交易大有可为

目前来看，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易纲行长在今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称，“这样巨大的资金需求（百万亿），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刘满平在前述论文中引用相关研究成果称，“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资金需求约为3.1万亿-3.6万亿，而目前每年资金供给规模仅为5256亿元，每年缺口超过2.5万亿元”。

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交易将在弥补资金缺口上承担着重要角色，两者皆大有可为。

（一）绿色金融

中国绿色金融起步时间较晚，但在政策推动下发展迅速。2016年8月，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系统搭建起了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该文件对绿色金融的定义是“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为更好提供绿色金融服务，中国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等多个细分领域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虽然已建立了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但中国绿色融资中，绿色信贷占据绝对主体。从存量看，2020年末中国绿色信贷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占中国总贷款余额的6.9%（图表7）；2020年末绿色债券存量8775亿元，虽位居世界第二，但仅占中国债券余额的0.8%（图表8）。

从增量看，根据中诚信的统计，2018年到2020年的新增绿色融资中，绿色信贷占比90%，而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融资占比分别仅有7%和3%（图表9）。而这三年剔除政府债券口径的新增社融中，信贷占比80.7%，企业债券占比16.0%，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2.5%，其它融资占比0.8%。

可见绿色金融尤其是直接金融，对中国绿色投融资活动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应尽快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一是，尽快统一国内绿色金融的标准，提高和国际标准的兼容性。目前，国内绿色金融属于多头监管，不同监管机构发布的准则不尽相同。比如，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7月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中，删除了“煤炭清洁利用”等与化石能源相关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在其他绿色金融标准中还属于绿色产业。统一相关标准能够减少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实操层面的不必要困扰。而在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增强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可以提高外资参与中国绿色金融项目的积极性。

二是，强化信息披露。绿色金融受政策支持，避免一些项目“洗绿”和“漂绿”的关键在于，加强相关信息的披露。应针对上市公司和绿色债券发行企业这些需要公开披露信息的主体，逐步构建起统一的信息披露体系，所披露的指标要明确和可量化，而且要有一定的覆盖面，能让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金融的情况有系统了解。同时，还要加强金融机构的绿色信息披露，比如绿色产品的运作模式、绿色投融资的余额和比重、具体投放方向以及投放后的环境效益等。

三是，引导长期资金参与到绿色融资中来，提高绿色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传统项目相比，绿色项目正外部性更强，而且这种外部性通常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因此绿色项目的回报率一般偏低、回报周期更长。解决绿色融资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要引导保险、养老金和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参与绿色项目，它们的负债端期限长，可以更好匹配项目的回报周期；另一方面是要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绿色债券基金等方式，增强绿色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以此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项目的积极性。

（二）碳排放交易

中国碳排放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国际对比看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2013年，中国开始在11个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到2020年年末相对成型的有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和重庆这7个市场，这些市场累计成交3.21亿吨（图表10），仅占同期中国总碳排放量的0.49%，累计成交金额为71.4亿元。而根据路孚特碳市场年度回顾，2019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量为87.33亿吨，占当年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5.6%。

201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8.3亿吨，如果碳排放交易比例从目前的0.5%提高到全球平均的21.6%，那么按2019年的均价21.2元/吨计算，仅2019年中国碳排放市场交易额就有440.0亿元的提高空间，能够为碳排放强度低的企业增加资本开支提供一定资金。

随着生态环保部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在2021年正式实施，中国碳排放市场进入了第一个履约期，发电行业成为首个执行履约周期的行业。待发电行业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稳定运行后，将逐步扩大至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钢铁、造纸、电力和航空等行业，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正日趋完善。

04 投资视角下的碳中和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增加重点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类是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根据IEA的统计，中国碳排放来源于电力和热力，制造业、工业和建筑，以及交通的比例合计占了近九成（图表11）。这些领域应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制造业节能减排、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另一类是技术固碳项目。中国在这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清洁能源

2018年中国碳排放来源于电力和热力的比例为51%，和印度的这一比例持平，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2%（图表11）。鉴于这么高的排放占比，发展清洁能源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中之重。

2020年12月，国务院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是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途径，中国把非化石能源放在能源发展优先位置。白皮书做了六个方面的具体部署，一是推动太阳能多元化利用，二是全面协调推进风电开发，三是水电绿色发展，四是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五是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六是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从这份白皮书中可以看出，发展电力将是能源低碳转型的重点。根据落基山研究所和能源转型委员会在2021年1月发布的报告《电力增长零碳化（2020-2030）: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必经之路》， 2030年中国电力需求将达到约11万千瓦时，较当前水平增长54%，年均增长率为4%。在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约束下，中国电力部门2050年要脱碳，而2020年到2030年碳排放要零增长。这需将煤电装机控制在2019年1041GW的水平上，而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从2019年的408GW提高到2030年的1650GW，2030年中国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28.5%。各类型电力设备在2020年-2030年的年均新增装机量如下（图表12），增量主要来自于光伏和风电。

在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的同时，也需要同步提高能源消费端的电气化比例。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2019年12月发布的《国家电网2050：“两个50%”的深度解析》报告显示，中国终端能源消耗整体电气化率将从2019年的26%，提高至2025年的34%，205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52%（图表13）。

（二）制造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中国高耗能制造业子行业的企业数2018年-2020年连续3年减少，和2017年相比累计减少了10%（图表14）。在行政力量推动下，这些高耗能企业加速退出。

2021年部分行业和部分省市已开始要求高耗能产业限产，或者是直接压降和限制新增产能。行业层面，以钢铁为例，工信部明确指出要确保2021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省市层面，广东省“研究建立用能预算管理制度，严控新上高耗能项目”；浙江省“坚决遏制地方新上石化、化纤等高耗能行业项目，严控水泥、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内蒙古“从2021年起，不再审批20余种产品的新增产能项目，确有必要建设的，须在区内实施产能和能耗减量置换”；山东省“对高耗能行业分类划定加严标准线，对达不到标准的产能限期关停，加速落后产能市场出清”。

未来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新一轮的压降高耗能行业产能。但如同2018年，限制高耗能行业新项目上马会带动这些行业的设备更新，与此同时低耗能制造业企业也有望获得更多政策支持，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有更多的资本开支需求。

2018年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从前一年的4.8%逆势回升到9.5%，改建贡献了当年制造业投资61.5%的增量。改建在制造业投资中的占比，从2017年的31.2%提高到2018年的33.8%。参照供给侧改革对2018年改建占比提升2.6%的经验，使用2020年制造业投资数据来估算，碳达峰碳中和每年将至少创造5500亿元的制造业设备更新需求。

当前和2018年有两点相同：一是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都处在高位。2017年四季度和2020年四季度，制造业当季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8.5%和78.4%，是有统计以来的前两位，企业本身就有资本开支的需求；二是政策推动。2018年是供给侧去产能，今年是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约束下限制高耗能产业新增产能。

现在和2018年相比也有两个不同，它们推动2021年中国制造业投资尤其是设备更新可能有更大回升空间：一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出口企业预期悲观。现在尽管中美经贸关系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企业预期已有很大好转，对出口总体上持乐观态度。二是，2018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尤为突出，而制造业企业又以民企为主。近年政策加大了对制造业的定向支持，2020年制造业新增贷款2.2万亿，超过前5年的总和，且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已有明显下行。

长江商学院发布的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民企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态度。2021年3月这一指数为75.4（图表15），创2018年以来新高，表明民企投资意愿较强。由于制造业企业基本都是民企，据此可认为制造业企业现在对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上持乐观态度。

（三）绿色建筑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能耗统计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包含建筑材料生产和运输、建筑施工、建筑运行和建筑拆除在内的建筑全过程能耗，长期占全国总能耗的45%左右（图表16）。因此，推动建筑向绿色节能转型，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必要举措。

2020年7月住建部等七部委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2022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要达到70%，装配化建造方式占比稳步提升，绿色建材应用进一步扩大。部分省市据此提出更高的目标，比如河北要求2021年全省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比将达到90%以上。

装配式建筑是最常见的绿色建筑，与现场浇筑建筑相比，能源消耗可减少25%-30%。目前装配率50%的建筑成本约为2500元/平方米（图表17）。假定2021年和2022年中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增速均为5%，那么2022年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将达到17.3亿平方米。以50%装配率的建筑作为绿色建筑的代表，可计算得2022年新建绿色建筑的建安投资规模达4.3万亿元。

（四）绿色交通

根据IEA的统计，2008年到2018年中国来自于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7.3%，在已知数据的46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三（图表18），仅低于印度（8.8%）和印尼（7.3%）。同期，有17个国家来源于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增长，其中瑞典（-3.3%）、希腊（-2.5%）、乌克兰（-2.5%）、西班牙（-1.7%）和意大利（-1.5%）这五个欧洲国家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较快。

实现中国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需要在绿色交通上的投资规模预计在20万亿左右。一是，根据前文提到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在2℃和1.5℃情景下，交通所需的投资规模分别为17.6万亿和21.7万亿。由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有可能是从2℃情景逐步向1.5℃情景过渡，因此根据该报告，未来需要在绿色交通上的投资规模介于17.6万亿到21.7万亿之间。

二是，中国投资协会2020年11月发布的《零碳中国.绿色投资蓝皮书》中，预计零碳中国将催生七大投资领域，到2050年撬动70万亿绿色产业投资机会，涉及交通的有高铁和城际轨道（10万亿）、电动车（2.8万亿）和电动车充电桩（0.5万亿）。70万亿的投资金额偏保守，多数研究预计碳达峰碳中和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在100万亿以上，等比例推算交通领域的投资可能在20万亿左右。

（五）技术固碳

技术固碳主要是指通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简称CCUS或CCS），将二氧化碳从排放源中分离后收集起来，并用各种方法使用或者储存，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技术过程，是目前唯一能够实现化石能源大规模低碳化利用的减排技术。

根据《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报告（2019）》，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开展了9个捕集示范项目，12个地质利用与封存项目，其中包含了10个全流程示范项目。不包括传统化工利用，所有CCUS项目的累计二氧化碳封存量约为200万吨，当年封存量仅为年排放量的万分之一。

在《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中的2℃和1.5℃情景下，2050年中国需要通过技术固碳来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分别为5.1亿吨和8.8亿吨，分别占当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15.0%和51.2%。由于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可能是从2℃情景逐步向1.5℃情景过渡，2050年实际需要的技术固碳量介于5.1亿吨到8.8亿吨。

无论是从需要的固碳量，还是从需要固碳的比例来看，中国都必须大力推广技术固碳。目前，中国CCUS技术的全流程成本差异较大，从120元/吨到800元/吨不等。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带动成本下降的情况下，按成本区间中值460元/吨来估算，2050年中国CCUS项目的运营成本在2300亿到4500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