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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1:头部企业触角遍布全国,区域扩张面临阻力
就区域分布而言,头部企业触角已遍布全国(见图1)。除了青海、西藏两地,全国19个省份均有头部企业涉足,而在山东、江苏等省份布局的头部企业超过4家,可见竞争之激烈。
在危废产量高的省份,头部企业更是具有绝对优势,例如光大绿色环保,一方面重点关注危废产生量高度集中的区域,早早布局江苏、山东两个产废大省和贮存大省,将其60%的产能都布局于此,两省累计布局超过110万吨的产能,以此为基础,在江苏、山东产能逐渐过剩时,其最新的项目开始以江苏为中心向东南各省扩展;另一方面,他们也特别关注危废产量高省份在工业园区及周边布局危废处理设施,拥有多个危废项目布局在工业园区及周边,保障危废来源,避免了中小产废企业迁移或关停造成拿料困难的情况(见图2)。
头部企业在优势区域的“捷足先登”,对想挑战的后来者而言并不乐观,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投资、运营双强悍对手的有力竞争,尤其在那些产废大省。
挑战2:当前优质标的较少,并购无从下手
“内外并举,方能做大做强”,在不进行外延并购的情况下,无论零起步还是已经小有规模,要想进入行业前10,在短时间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9年排名前10位的危废企业最少已有55万吨/年的产能(见图3),如果以单个项目5万吨/年计算,对于新进入者至少要拿下10个以上项目,才有可能跻身前十;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经过2017-2018年的火热过后,多省产能规划超额,部分省份发布引导性公告,项目数量明显下降。单靠内生发展想实现弯道超车显然不切实际。
但问题是,头部企业过去几年已进行了一波并购,当前的优质标的并不多。2017年之前,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危废市场发展快,是并购活动的频发地区,2017年之后,并购活动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8月底,有超过100家工业危废企业被并购(占全部数量的3%),分布在全国68%的省/市;在这些标的之中,有18%的被购企业拥有子公司,他们的产能其实并不低、价值链也较为完备。要想通过并购弯道超车,目前看需另觅时机。
即使是优质标的,能否做好并购后整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并购价格低则往往意味着标的经营一般或不善,这需要并购方通过扎实的运营和服务能力,加快并购后整合、改善运营管理,方能扭转亏损、增加效益(见图4)。
挑战3:运营竞争白热化,后来者风险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危废运营阶段的竞争同样十分激烈,从来料获取到产品销售都极为市场化(见图5)。以订单获取为例,工业危废往往需要通过一对一客户谈判、投标、中介以及政府指定等方式来展开,这与传统的垃圾处置行业以PPP模式为主是截然不同的。
也正因为此,工业危废企业不仅要面对来自充分市场竞争的价格风险、需求风险和销售风险,甚至要面对无法与地方政府协商分担的环保监管风险,这对新进入者多少有些难以适应。例如,由于产能过剩,叠加今年新冠疫情带来的需求下降,广东、山东等地的危废焚烧处置费从2017年均价6000元/吨跌至目前的2000~3000元/吨,跌幅超50%,企业经营压力陡增(见图6)。
挑战4:监管趋严,后来者进入的能力要求更加全面
政府对工业危废企业经营的要求和监管力度也在日益提高,这无疑对后来者形成更大压力。据了解,有以下特征的企业将被关停:
一是与市场需求种类不匹配,根据2019年最新修订发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我国危险废物分类共有46大类,471种,而我国90%以上危废处置企业仅能处置5种或以下的危废种类,供需种类错配的现象较严重;二是产能落后,处置规模小,技术和使用设备落后,无法满足污染防治的要求;三是安全隐患突出,环境管理水平低下以及相关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不完善,导致环境安全隐患问题突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小而弱”的工业危废企业将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新要求,频频被“出清”。据不完全统计,2010-2014年,每年关停的工业危废服务企业仅为2~4家,2018和2019年则分别达到了13和12家(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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