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更另：躬行大地谱华章

纵观刘更另的人生，追求科学、探索科学、发展科学、献身科学是他学术成长中近乎唯一的奋斗目标。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善于在平常现象中发现问题，从而研究解决生产问题，为我国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乱世求学

1929年2月15日，刘更另(原名刘赓麟)出生在桃源县茶庵铺乡。这是位于武陵山区的一个小山冲，青山环绕，苍松翠柏，森林茂盛。离茶庵铺不远处就是被誉为“世外仙境”的“桃花源”“秦人古洞”，那里更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刘更另三岁就在家跟随母亲读书识字，七岁开始上小学。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由于战时桃源动乱，八岁的刘更另在家随父母补习国文，又跟本村老先生陈延英读古书，练习书法。九岁那年，父母刘爱谦、龙凤姿觉得读古书没有出息，便把他送到桃源私立天禄小学读书，直到初中毕业。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每逢“七七”纪念日，刘更另便跟随师生一起到市镇上宣传抗战。一次，有一位先生在“七七”纪念会上为死难战士含泪，让年幼的他深受感动!

天禄学校十分重视古文、作文，谁作白话文无形中会受到轻视。由于刘更另的作文很好，深得国文老师夸奖，且其他科目成绩也不错，又守规矩，是先生们印象中的“好学生”。1940年派他参加桃源县的演讲比赛，获得优秀，为学校争了光，更受老师同学看重。

1943年7月，刘更另的初中学习在日本侵略者的炮声中结束，接着他逃到“安全区”湘西沅陵永绥报考高中。次年8月，15岁的刘更另考入湖南省国立第八中学永绥(现花垣县)高中分校学习。

1946年冬，刘更另的年仅36岁的父亲刘爱谦因病去世。此后，家庭负担繁重，无力供应学费，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刘更另被迫休学在家。母亲也病倒了，全家靠祖父刘荣五、祖母全玉梅种田养猪过活，生活极为困苦。

1946年为抗战胜利第二年，师生复员回家，安徽籍师生返回该省成立的几所学校，其它省籍的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就读。国立八中随之自然解散。年底，刘更另转入湖南临澧省立十四中学读书，直到1947年8月高中毕业。

科学报国

1948年8月，19岁的刘更另考取国立武汉大学奖学金。10月，进入武汉大学并选择农学院森林系学习。

局势的动荡、社会的腐败、国民党的暴政，让刘更另感到苦闷。进大学不久，他参加了“大地读书会”，慢慢接触了进步思想，这给他带来了希望、喜悦和勇气，他的精神开始起了变化。不久他参加了反饥饿、争温饱等学生运动，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心情变得开朗。

1949年1月，刘更另被吸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5月16日，他与同学们一起在武昌“阅马场”迎接武汉解放。6月，他参加了武汉大学职工工会，当工人的文化教员。6月6日上午在去参加革命工作的路上，他决定将自己的姓名“刘赓麟”改名为“刘更另”，表示自己已变成另一个人，一切从头开始，开始新的生活。抓住时间，珍惜时间，科学利用时间认真读书，用知识报效祖国——这是他的座右铭!

1952年8月，23岁的刘更另在武汉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毕业。系主任陈华癸教授在他的毕业鉴定意见中这样写道：“学习很积极，富于思想性，注重实际应用。做事认真，肯钻研。对于土壤科学的业务信心高。适合教学、试验场技术工作。”

武大毕业后，刘更另服从党的分配来到河南省农业试验场报到。他工作热情很高，并抱定科学报国的理想和决心。在工作中他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主动联系群众，1953年五四青年节受到河南省农林所团总支的表扬，1953年两次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

1954年4月，刘更另被选为留学苏联预备生，学习专业为土壤肥效。次年9月，进入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并担任中共留苏学生党支部书记。由于院校教研组条件好，导师契日夫斯基指导很认真，刘更另充分抓住一切有利条件，虚心学习，掌握了关于耕作学方面的理论基本知识，学会了如何科学分析问题。但当时学习范围较窄，掌握方向不熟练，学术思想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刘更另曾回忆说：“记得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导师契日夫斯基常常用季米里亚捷夫的一句名言教导我，要我‘学会同植物说话’，使我了解科学观察的重要性。”这句话成为刘更另一生科学生涯的座右铭。

1957年11月15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当时刘更另站在第一排，亲耳听见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是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时刻。

在苏联学习的4年时间里，刘更另如饥似渴地学习以土壤学为基础的耕作学，并广泛汲取各种与农业有关的知识。导师契日夫斯基不仅教他国际上公认的试验方法，还使他懂得了科学试验观察以及“与植物说话”的重要性。在苏联学习期间，除了西伯利亚，刘更另走遍了苏联许多农村、农场和农业科研院所。艰苦的求学经历，渊博的科学知识，为刘更另的科学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五大发现

从1960年开始，刘更另带领科研团队建立了南方红壤改良实验站。南方14省(区)总面积约21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2.7%，主要土壤类型为红壤。改良红壤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半个世纪以来，刘更另带领科研团队坚持服务“三农”，将红壤改良成大农业发展模式，农田、荒丘、荒山，粮食、畜牧、林草业综合经营。对于一位土壤学家来说，他一生殚精竭虑，付出了所有心血和辛劳，不愧为当代土神，更是当代农神，大农业之神。在多年的科学研究中，他有五次重大发现。

一是首次发现鸭屎泥田缺磷。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刘更另先后系统研究了南方低产水稻田改良，首次从鸭屎泥田冬干水稻“坐秋”中发现为缺磷所致。这一重大发现，揭示了该类土壤低产的原因和特性，阐明红壤性水稻田土壤磷素变化的规律性，并证明这类鸭屎泥低产田“冬干坐秋，坐秋施磷”增产10~25%的特效，在“泥团融化、磷素活化、生土熟化”的深入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重大发现为南方低产田施用磷肥，防止水稻“坐秋”，种植冬季豆科绿肥、以磷增氮，为发展“双季稻绿肥制”提供了重要科学根据。新的耕作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每亩增产稻谷150~200千克，1965年被列为“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在南方推广，该年仅湖南一省就增产稻谷1.8亿千克。

二是首次发现双季稻绿肥田缺钾。上世纪70年代初，刘更另科研团队在系统研究“双季稻绿肥轮作制”中，进一步发现“早稻苗好谷差，晚稻谷好苗差”的现象。这些现象限制了双季稻产量的进一步提高。他抓住这个“牛鼻子”，在不同类型的稻田布置了167个水稻钾肥田间实验，其试验结果否定了南方稻田“只缺氮，不缺钾”的定论，揭示了温度、光照、空气湿度以及土壤钾素养分与水稻生长发育之间的相关性。确认必须施用适量钾肥，创造良好的土肥条件才能保证双季稻充分利用光热资源、提高籽粒千粒重这一新的理论依据。

在早稻管理上，他首先提出“增施钾肥、调节氮钾比例、促进植物碳氮代谢”，提高籽粒千粒重，增加早稻产量;在晚稻管理上，他提出“培育壮苗、推行早扦、早管、早追肥”的科学管理措施，首次取得“晚稻超早稻”20%以上重大成果。衡阳地区接受他的“晚稻超早稻”建议，8个县360多万亩晚稻，连续五年大增产，平均每年增产稻谷18.6%，晚稻总产量增加5.6亿千克，受到农业部和湖南省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