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对话】碳峰值目标直面哪些挑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提出峰值目标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完成这一目标，将面临哪些压力和挑战?如何解决面临的困难?

对话人：国家气候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

采访人：中国环境报记者李莹

邹骥，国家气候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谈判代表团代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主要协调作者，联合国政府间可持续发展融资专家组成员。最新发表专著有《论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国际体制》。

提出峰值目标基于怎样的考虑?

■基于对世界工业化﹑能源科技发展历史进程及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以及对未来世界、中国发展趋势的研判

中国环境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提出这一目标，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邹骥：这是基于对世界工业化﹑能源科技发展历史进程及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以及对未来世界﹑中国发展趋势的研判。

一是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排放峰值一定会出现。因为能源结构、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发展方式和人口过渡等驱动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峰值的到来。

二是上述驱动因素作用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发展路径、排放路径的差异;观念、发展方式﹑政策和体制的不同会导致峰值到来的水平和时间(或对应收入水平)的不同。美国的峰值水平在人均22吨左右，对应的人均GDP也在2.5万美元(2010年价格，下同);而德国为14吨/人，对应2.4万美元;英国为12吨/人，对应1.7万美元;法国10吨/人，对应2.3万美元。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约束和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约束下，能否摆脱路径依赖，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一条既提高收入和福利水平，又付出较少环境代价的道路?

中国政府宣布的峰值目标，事实上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战略目标，体现了发展路径的创新。2030年我国收入水平大约可望达到1.4万～1.5万美元/人(2010年价格)，也就是说，我们达到峰值时对应的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应的水平，比发达国家的峰值来得早，而且人均峰值水平也有望低于发达国家对应的水平。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举，是中国对人类发展和全球气候保护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需要做出艰苦卓绝努力才能够实现的。

三是设立峰值目标，是我们全民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对人类发展路径规律的一次思想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它与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追求，与中国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提质升级、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诉求是高度一致的。与解决局地环境污染问题、提高经济竞争力、将增长的主要来源从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要素效率的提高等，都是重合的。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实现峰值的过程，就是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进步、收入不断提高、人口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国实现排放峰值，是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的里程碑和必然要求。

中国环境报：这一目标的制定对我国的绿色发展、结构转型等将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邹骥：最重要的影响是峰值目标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倒逼机制, 把低碳转型的大势转化为一个有明确时间表的实施步骤。发挥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升级、提高竞争力的抓手和助推器作用。同时因为温室气体与局地污染物(如颗粒物质)有很多是同根同源，二者有可能形成协同效益。 实现峰值，需要能源结构的低碳清洁化，这不但有助于减少全球温室效应，减少包括雾霾在内的局地空气污染，也有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实现峰值，还要求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提高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源与碳强度，这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技术装备水平、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延长制造业的产业链并提高增加值，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它还要求通过科学合理的生产力布局、人口布局和基础设施布局，推进低碳城镇化进程，对新兴城市做出低碳规划。总之，实现峰值目标是全人类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共赢，是世界和中国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