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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稳增长

目前，中国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必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高速增长有很多原因，如进行了务实的渐进双轨的改革、维持稳定、较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等。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重工业得到了优先发展，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更多地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业，从而把中国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移到了高附加值的行业中去。我们观察二战后几个发展快、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或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基本都是抓住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利用劳动力优势发展这些产业。中国现在有点像60年代的日本，由于本国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向国外转移，亚洲四小龙就是抓住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的机会，在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发展起来的。80年代，中国也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

对于中印增长速度的差异，很多人都在体制机制中找原因，认为印度有制度上的优越性。但只有真正客观的分析才能帮我们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现在，印度GDP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他们的人均工资比我们低，正好承接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印度来讲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印度的增长速度很可能达到7%、8%、甚至9%，并且可能维持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对印度高增长给我国的政治外交社会压力最好的方式还是抓发展，早点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是3%，中国如果能达到5%-6%，就已经是这一群体中的超级明星了，这就是我们继续维持GDP增长速度的必要性。

稳增长和调结构不矛盾

适度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和调结构矛盾吗？我们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目前我们的产能过剩都集中在中低端产业，而中高端产业的产能还相当欠缺。去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我们高，中国国内不能生产，只能依赖进口。不仅制造业是这样，基础设施亦然，尽管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和发达国家相比也不差。但城市中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地下管网、污水治理、地下管网，以及城镇化等，都是我们的短板。

现在国内有一种看法，一谈投资就是产能过剩，实际上如果投在短板产业上那就不会造成产能过剩，而且，补短板需要投资。把稳增长措施跟这些补短板的投资相结合，这本身就是结构性改革，并且这样的投资还会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创造条件。比如有了补短板的投资，就会对现在产能过剩的部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产生需求，有了需求，过剩产能自然减少，去产能就相对容易许多。同样地，现在杠杆率最高的部门也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部门，补短板投资提高了需求，产品价格会上涨，企业盈利状况就会改善，就会归还银行借贷，杠杆率也就下来。并且，这种投资会稳定增长、增加就业，会让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有信心，对房地产需求也会相应增长，这对房地产去库存也会有帮助。

赶超战略是结构扭曲的根源

中国现存的结构扭曲体制机制的根源是什么？在这点上，我跟徐高的看法有一点差异。

徐高的看法是，中国在改革初期根据次优理论选择了渐进双轨制，存在很多对市场的扭曲干预。而这种扭曲干预之所以存在，我认为不是徐高所认为的文化因素。50年代，中国施行的是赶超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无法盈利的。既然无法盈利，民营企业就不会投资。因此，这种无法盈利、没有生存能力，且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的产业，只能以国家保护、补贴的方式由国有企业的投资发展。因为我们的发展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需要各种保护补贴，政府就人为地压低资金和各种要素的价格来进行，形成了对各种价格价格信号的扭曲，这就要求有计划地进行配置，并且在管理体制上采取国有方式。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逻辑。

1979年之后，中国为什么不采取休克疗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国有企业雇佣的大量劳动力都集中在城市，如果用休克疗法取消各中补贴，这些产业会全部垮掉，造成大量失业；第二，这些产业与国防安全息息相关，这些产业垮掉，我们的国防安全就面临威胁。这种状况下，采取渐进双轨制确实比休克疗法要好。其实，其他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私有化和取消各种补贴以后，又把各种更隐蔽的保护、补贴引进来，引进后的效率甚至比原来更差。这也是为什么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中国推行渐进双轨，其实就是承认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存在各种政策性负担，在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内生扭曲的原因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就要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是一种务实的方法，体现了领导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这种渐进双轨的改革让我国维持了稳定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得资本快速积累，这些产业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了自生能力。原来的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会引发诸如收入分配差异、腐败等问题，我们应该全面深化改革，把这些保护和补贴消除。

在当前情况下，很高兴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重新确认了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不唯GDP不是不要GDP，GDP还是要的，发展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的办法”。

解决体制机制和结构的问题，就像徐高在文章后面所讲的，需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试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因地制宜、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经验，直到今天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原标题：环境污染不是追求GDP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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