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能场：我为什么做土壤科普？-第4页-北极星环境修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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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到厦门再到香港，再从日本回到广州，尽管工作地点几经变化，从硕士毕业至今，也有20多年，但是，陈能场和硕士导师陈怀满的联络却不曾中断。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中秋节都会去老师家里。”陈能场说。而陈怀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我非常喜欢跟年轻同志在一起。”这种联系持续至今。“我的老师虽然70多岁，已经退休，但是他在学术上依然非常活跃。”陈能场说，他和老师之间还经常互发邮件探讨问题。

谈及陈怀满，陈能场总是称之为“恩师”，这种感激之情，不仅在于老师在学术上的指引，更在于做人做事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直以来，老师对我都非常关心。”陈能场告诉记者，实际上，对他而言，写土壤科普文章的另一个动力正是来自他的导师。“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非常赞成我做这件事情。最开始，比如对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的讨论，就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写成的。”

“希望你对这一描述慎重对待，文章你看过吗?”这样的叮嘱，在陈怀满发给弟子的邮件里不时出现。在陈能场的眼中，他的导师是非常严谨的人。“做学问如果不严谨，就不要去做了，这一点他对我影响特别大。”陈能场说，“他还是一个非常淡泊的人，教会我做学问不要那么功利。”

科普并不简单

在陈能场看来，如果不是淡泊一点，科普或许就没办法坚持下来。“做科普其实要花很多精力，往往没有时间或不能专心做某一项研究。”他说。

从2013年第一次写作科普文章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陈能场写作的文章数量超过80篇，发表在《财经》《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经济报告》和澎湃新闻等媒体。换言之，平均每个月他的写作工作量至少是两篇。

看似简单的科普，可是费的精力太大。对于很多科学家而言，迫于科研压力而做科普有心无力是普遍的原因。

看似不多的数量，但实际考验着功力与积累。写一篇好的科普文，并非易事。首先，必须要有合适的题目，许多科学家卡在了这一关：什么是公众感兴趣的?什么又是自己想说的?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其次，科普的文章也一样需要严谨的数据支撑和逻辑论证。这就意味着，作者在动笔写作之前，仍然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对这一点，陈能场尤为重视。他的习惯是，列一个excel表格，然后每写一篇文章所看过文献都列入其中，“尽量让每一篇文章的数据来源都有据可查，我的文章需要面对公众，所以文章必须严谨。”他表示。

一位媒体编辑向记者印证了这一工作方法。有一次，她对陈能场文章中的一个数据准确性提出了异议，陈能场回复她“稍等，马上查。”三五分钟之内，就发来了文献中准确数字的截图。

科研的语言也要转化为公众能读懂的语言，既要严谨准确，又要通俗易懂。“一开始写，语言很难切换过来，这是比较痛苦的过程，后来，就慢慢转变过来了。”之后，有出版社有意将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反而告诉他，“太口语化

了，必须修改。”

严谨，一直是陈能场不断告诫自己的原则。在今年的一次会议上，陈能场做了一个报告，其中他提到，对镉的吸收，不同品种的水稻存在差别，但是普通低镉品种稳定性差，不容易推广。当时，一位与会的专家就提出，如果样本足够大，还是可以找到遗传上比较稳定的低镉品种。“我之前做了80多个品种，这位老师做了500多个品种，所以当初我的样品数量还不够大，这给我很多启示，让我谨慎再谨慎。”陈能场说，“此外，他还提醒我，把人体健康和粮食安全、土壤健康挂钩时，下结论要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