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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姚强:治霾方法论

2017-03-22 08:53来源:能源评论作者:姚强关键词:雾霾PM2.5姚强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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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雾霾问题关注度不断提高,让政府展开了雷厉手段治霾,但在没有经过系统论证的情况下突击实施,操作方式过于粗放,效率损失肯定存在。如果能够采取更多的精细化措施,在当前的投入当量下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治理效果。

治霾方法论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雾霾”依旧热度不减,绝对可以当选冬日关键词。环境状况虽然在持续改善,但与人们愿望之间的距离,似乎被进一步拉大了。可以预计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还将在巨大的压力下前行。

“看不见”的成效

政府部门正式对雾霾“宣战”,可以回溯到2012年,这一年,我国发布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PM2.5监测指标;翌年1月份,74个城市开始实时发布PM10、PM2.5监测数据和环境控制质量指数;到了2013年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治霾正式进入政府工作的核心任务清单。

但其实,我国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历史要久远得多。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重新修订,是政府大规模控制大气污染的开端,当时PM2.5以及雾霾问题还没有引起政府与公众的关注,但重点加强了对雾霾祸首中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治理。2000~2012年这12年中,我国煤炭消费量从13.8亿吨猛增到35.2亿吨,而从当时有限的监测点得到的数据看,PM2.5浓度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我国空气质量起码没有发生极端恶化,这实际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从2013年开始,我国进一步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尤其是针对PM2.5开展了专项治理。从民众的直观感受来说,雾霾好像每年都在加重,这其实是因为关注度逐年提高而产生的一种认知错觉。监测数据显示,治霾行动还是有成效的,全国平均PM2.5浓度从2013年的72毫克/立方米下降到2016年的47毫克/立方米,污染比较严重的京津冀地区从106毫克/立方米下降到71毫克/立方米,平均每年下降10%左右,着实不易。不过也应该承认,我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还保持在一个非常高位的水平,今后在治理上还要加把劲。

为了让今后的工作更有效率,从事后总结的角度看,此前的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还是存在优化空间等待发掘的。首先,技术储备方面这些年确实有些措手不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实际上是超过最初预期的,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做支撑,导致能源产业界原来设想中到2020年才能达到的能耗数据,尤其是煤炭消耗量,差不多提前10年就实现了。面对能耗高增速,污染物控制的技术储备与技术更新出现了滞后现象,没有能够将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容量范围之内,比如氮氧化物的年排放量直到2011年前后才达到最高峰,增大了后来的治理难度。

其次,在治霾手段选择上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公众对雾霾问题关注度不断提高,让政府改善空气质量的压力越变越大,于是在快速响应机制下展开了雷厉手段治霾,比如煤改气、煤改电、企业关停、产业转移等。这些手段无疑都是有效的,但是在没有经过系统论证的情况下突击实施,操作方式过于粗放,效率损失肯定存在。如果能够采取更多的精细化措施,在当前的投入当量下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治理效果。

看得见的长期任务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走在了治霾这条路上,而且大方向并没有错,整个社会,无论是学界、产业界,还是政府、民众,对雾霾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曾因对治霾困难估计不足而产生的治理弯路已经被逐步纠正。今后,治霾工作会更加得心应手。但要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雾霾。

治霾的方向很明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表明,大气中85%的PM2.5来源于能源领域,所以减霾也应主要从能源入手。一是调整能源结构,逐步减少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消费比例;二是改进能源技术,如煤炭清洁利用、提高成品油油品标准等;三是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把钢铁、水泥等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迁离人口密集区。这些措施涉及到工业、居民生活、交通、农业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发展观、生产理念、生活观念的不断调整,这绝对属于系统性工程,注定是一个长期任务。

现在很多人总想弄清楚到底是哪个细分领域导致了雾霾,比如之前关注的燃煤电厂、现在关注的散煤问题,希望能够一蹴而就,针对某个细分领域出重拳,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治霾只能通过在各个领域的持续改进、持续努力来实现。这就跟人生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即便依照现在的治理速度,PM2.5浓度每年减少10%,要达到国际空气量优的标准,依然需要很多年。

而且,随着治霾行动不断深入,治霾难度与成本将会进一步增加。一开始让PM2.5浓度下降20%、30%还比较容易,可以从那些可控的领域入手,比如要求发电厂超低排放、采用天然气取暖等,这些都是可以批量操作的手段,比较容易实施。更进一步减霾,就需要对那些分散领域的精细化控制,比如汽车减排、比如中小企业减排,这些措施的成本会更高,操作难度也会更大。未来能否保持每年减10%的速度,还有待更加科学的评估。

即便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持续的治理工作也不能停。原因之一是科学认识在不断深化,未来会对大气环境有要求会更高。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本世纪初我国关注酸雨问题,当时提出二氧化硫环境容量是800万~1200万吨,现在发现二氧化硫不仅会造成酸雨,它转换为颗粒物之后还是雾霾成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对二氧化硫的环境容量进一步压缩。原因之二是雾霾成因有两个方面——污染物和气候条件,即使污染物排放量不大,如果气象条件不好,也可能会出现极端恶劣的雾霾天气,就像去年冬天欧洲一些城市所经历的那样。因此,总体上来说,治霾行动不可能在短期内告一段落。

比国际经验要快

理论上来讲,我国治霾速度应该比欧美发达国家要快,因为我们有后发优势,很多国际经验可以借鉴。上世纪50年代美国洛杉矶面对雾霾问题一开始根本束手无策,盲目地采取了很多治理措施,效果也不明显,后来只得从最基本的原理分析工作入手,一点一点摸索,当时的治理速度比较慢。我国现在就不一样了,对雾霾的形成机理很清楚,而且有成熟的治理措施可供借鉴,因此治霾周期应该会比国际经验要短。

为了加速这一进程,我们应尽快过渡到精细化治霾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内,要强对那些分散排放源的约束力度,政府部门可以尽快建立并公布排放清单,各级政府每天公布当地最大的污染源,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彻底理清污染物来源,然后更有针对性地去减少;二是将当地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公之于众,给排放企业带来公众监督的压力,让其主动参与到治霾运动中来。

在引导高排放企业退出市场时,政府要拒绝不合理的强制性手段,对于那些本来就不达标的企业或者偷排企业,该罚就罚、该关停就关停;但是对于那些建厂时符合环保标准,随着标准提高无法再继续生产、但又未达到成本回收年限的工业企业,政府需要拿出相应的安置、补偿机制,引导它们有序退出。

同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减少雾霾对公众健康的损害。治霾是全民的事,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我们有义务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但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公共服务主体,掌握有更全面的信息、更多的资源,理应尽最大努力引导公众做出理性选择。比如,政府有必要公布跟大气污染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让老百姓真正地了解雾霾与疾病的关系,特别是雾霾对哮喘、心血管疾病等急性疾病的影响,一定要组织科学的研究,让公众产生正确的认知,这样他们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去保护自己。另外,对特种作业工人,政府部门应加大关注力度,比如说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其工作环境中PM2.5浓度比大气平均水平大得多,但是因为认知问题、经济问题,他们大都连最基本的保护措施都没有,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相应企业的责任。在发达国家,政府会有相应的保护标准,这类企业也会有专门的环境、健康和安全(EHS)部门,主要职责就是对职工的健康、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手段。在我国,这方面目前做得还很不到位。

(作者系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PM2.5源头控制技术的基础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原标题:治霾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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