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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海滩，垃圾焚烧发电厂投入运行

除此之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瑞典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规定，规范家庭、公司及政府对垃圾的处理。比如，法律规定生产商要负责售出产品的回收和处置，如果一家饮料公司在商店里销售瓶装汽水，它就要负担起瓶子回收利用或处置的费用。

更重要的是，做好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民众把它看作自己的责任。在垃圾被处理之前，瑞典人会对垃圾做分类，报纸、塑料、金属、玻璃、灯泡和电池及其他有害物质都分类收集，所有生活垃圾有一半被回收，其他接近一半最后进入焚化炉，只有少于1%的部分进入垃圾填埋场。

从幼儿园到高中，垃圾分类的理念也被融入对孩子的教育当中，让孩子学会后再回去教大人。用媒体的话说，瑞典在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上足足花了一代人的时间。

为了对治有些人偷懒不分类的问题，瑞典政府甚至重新设计垃圾容器，让乱扔垃圾都变得困难。比如，扔瓶罐的容器口被设计成小孔状的，扔硬纸盒和纸板箱的容器口被设计成信封状的。不老老实实分类，扔垃圾都会变得头疼。

垃圾分类的有效实施，加上垃圾焚烧技术的进步，让瑞典垃圾焚烧站的排放量下降了90%以上。垃圾焚烧后的部分残渣经过进一步处理，还可以成为建筑材料，用来建道路和停车场，剩下的无法再做利用的残渣才运到垃圾填埋场。

不只是建垃圾焚烧站这么简单

从上面的比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民众对资源的态度，城市对垃圾的处理而言，瑞典比美国要超前许多。瑞典向垃圾利用方向转变的经验，能否给浙江提供一些绿色的借鉴？

瑞典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既要在前端减少垃圾产量，有效实施垃圾分类，又要在末端进行有效处理，让垃圾最大程度资源化和无害化。

这个过程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努力，而不只是建几座垃圾焚烧站这么简单。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曹淑艳曾指出，垃圾焚烧的前提是要做好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工作。

杭州市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地

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就被列为全国首批8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杭州就尝试了“软硬兼施”的办法，既出台制度规范居民垃圾分类，又鼓励居民主动做好垃圾分类。

把减少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的理念带入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浙江本土回收企业与街道、社区合作试点“环保金”的奖励模式，让余杭10个试点社区近9成的居民参与到生活垃圾的回收分类，生活垃圾量也同期减少了26%。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试验，却可以慢慢推动人们改变对资源的态度，同时让垃圾处理的后续环节更加顺手。

对治理城市消化不良的问题，不只要从产生垃圾的源头下功夫，也要理顺整条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既让居民有动力参与，让企业愿意做投入，又要有政府的法律制度作保障。

延伸阅读：

中国垃圾分类服务市场机会与展望：“三观”垃圾分类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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