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干杰：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四是生态受损严重。我国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55%，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69%。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7%。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濒危物种增多。

五是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更加突出。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化学品生产和消费大国，现有规模以上化工企业达2.5万余家，目前生产使用的化学品多达5万种，有20多种化学品产量或消费量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我国化工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主要以基础化工为主，落后产能仍占较大比重，总体呈现靠水近城的布局特征。

(三)加快补齐环保短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环保目标面临诸多挑战和难得机遇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环保工作，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要看到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增强信心、决心和意志。从挑战上看，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黑、产业布局偏乱，经济总量增长与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尚未脱钩，污染物新增量依然处于高位，使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加。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4.8%，但消费了世界44.8%的钢材、50%的水泥、63.7%的原煤、22.9%的能源。城镇化发展带来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增加生活垃圾1200万吨、生活污水11.5亿吨，消耗8000万吨标煤。

二是进一步推进环境治理和质量改善，各项工作艰巨复杂。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我国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复杂，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问题长期累积叠加，传统煤烟型污染与PM2.5、挥发性有机物、臭氧等新老环境问题并存，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工业与交通环境污染交织。随着环境治理措施深入推进，留下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复杂性增加，解决的难度加大，污染治理和环境质量改善的任务十分艰巨。

三是区域城乡统筹不均衡，产业转移带来环境压力加大。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不一、梯度差异鲜明、产业区域性转移特征突出。东南沿海地区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生态环境压力持续缓解，环境质量相对领先;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仍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需求，承接大量东部地区相对落后产业，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环境压力。此外，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污染企业出现向农村转移的趋势，低层次业态大量进入农村地区集聚，由此带来的农村环境问题已非常突出。

四是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地还不够，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省级党委和政府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自觉和行动自觉已基本形成，但一些地市级特别是县区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绿色发展的认识不高、能力不强、行动不实，片面强调经济总量的思维惯性仍未打破，存在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的问题。企业环保守法意识淡薄，违法违规问题突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发现超过50%以上的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意愿不足，很多人既希望蓝天白云，又热衷开豪车、住大房。

五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社会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渗透的压力上升。我国社会转型期与环境敏感期共存、环境风险高发期与环境意识升级期叠加，生态环境问题易被炒作放大，成为社会多方面问题的宣泄口。垃圾焚烧发电、PX、涉核项目等在选址和建设中，邻避效应突出，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呈现触点多、燃点低、管控难的特点。一旦处置不当，将影响社会稳定，损害政府公信力。同时，国际社会对我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也明显增强，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环境责任的压力日益加大，履行全球环境公约的任务更加繁重。

从机遇上看，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走到哪里，就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与叮嘱讲到哪里，为加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和行动保障。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企业、公众的环境意识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全社会共治的环境保护行动体系初步形成，为做好环保工作创造了很好条件。三是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日益完善，一系列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环境保护改革红利正在逐步释放，为环保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四是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许多环保历史欠账的存在，辩证地看，也为加快推进工作提供了空间和余地，只要狠抓工作落实，短期内就能取得明显成效。五是改革开放后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积累，为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更好的、更充裕的物质条件，包括资金投入、技术手段。

三、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生态环境保护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也是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解决环境问题是践行党的宗旨的重要内容，涉及我们党的执政目的、方式和能力，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增强“四个意识”，从政治上思考和谋划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做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思想的表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二)大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的根本举措。要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实施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用“线”框住空间和开发强度，用“单”管住环境准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和污染防治技术体系，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对传统产业实施绿色化改造，用好环保等绿色标尺，加快过剩产能退出、落后产能淘汰，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生态有机等绿色产业，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完善信息公开、立法听证和公益诉讼制度，鼓励和引导环保公益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使每个人都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者、实践者和受益者。

(三)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抓好散煤综合治理、“散乱污”企业整治、重点行业污染源治理、机动车尾气治理，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强水污染防治，狠抓饮用水安全保障和良好水体保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全收集全处理，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亲水环境。坚持“防、控、治”三位一体，加快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以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为重点，实行分级分类管控，加快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项目，加快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

(四)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贯彻“山水林草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提升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全国自然保护区“天地一体化”动态监测体系，实现对各级自然保护区的定期遥感监测及实地核查处理。深入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严防严控外来有害物种入侵。

(五)有效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

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构建事前严防、事中严管、事后处置的全过程、多层级风险防范体系，坚决守牢环境安全底线。强化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大幅减少固体废物进口种类和数量，合理配置危险废物安全处置能力，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处置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大环境社会风险排查预警、源头预防和应急处理力度，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坚决防范经济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加强在建核电机组质量监督，持续提高核设施安全运行水平，实施加强放射源安全行动计划，加快老旧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推进铀矿冶设施退役治理和环境恢复，确保核与辐射安全万无一失。

(六)深化生态环保领域改革

以解决制约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为导向，以强化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保责任和企业环保守法责任为主线，以整合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效果为目标，既抓好中央已出台改革文件的贯彻落实，又谋划推动好新的改革举措。强化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紧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加大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力度，建立专项督察制度，采取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开展机动式、点穴式的中央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形成强大震慑，督促责任落实。加快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开展设置跨地区环保机构试点、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推行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健全环境保护市场体系，推进绿色金融创新，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第三方治理等模式，鼓励各类投资进入环保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