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抗生素污染调查-北极星水处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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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是以肠道中菌群平衡为基础。滥用抗生素大量破坏益生菌，破坏肠道微生态平衡，为体外病菌侵入繁殖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抗生素监管存三大难题：一是污染管控起步较晚，药品产用登记体系缺乏，负荷估算难；二是环境科学与水文学脱节，过程追溯难；三是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缺失，负荷削减难

当前我国对抗生素危害机理研究不够，对抗生素滥用监管不足。应尽快修订标准、严控源头、加强研究，管控江河湖库水体的抗生素污染

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然而，本刊记者近期调研发现，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关调查显示，长三角约40%孕妇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80%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抗生素，部分检出抗生素已在临床中禁用，有可能严重损害人体免疫力。

多位权威专家呼吁，尽快把抗生素威胁纳入国家安全监控体系，从源头严控抗生素使用及排放，加强其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提升安全防控水平。

抗生素污染破坏水生态儿童孕妇暴露风险加大

长江是重要水源地，其水质关乎数亿人民健康。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抗生素滥用日益突出，不仅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且易产生耐药性，降低人体免疫力。

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近期一项调研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居全国前三位，年排放强度大约为60.0千克/平方公里。

破坏长江流域生态，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南京水科院生态所所长、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生态环境中心主任陈求稳教授研究发现，抗生素及其代谢产物对不具耐药性的微生物、浮游植物、鱼类等水生生物有潜在毒理风险，破坏水生食物链的能量传递，进而影响高营养级生物及水生态系统健康。

“如果抗生素使用不严加管控，未来仍存增长趋势。”南京水科院生态所高级工程师王智源认为，以长江干流饮用水水源地抗生素分析为例，其“假持久性”能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导致水生生物体内携带抗生素或产生抗性基因。长三角地区人类活动强度高、抗生素使用量大，抗生素污染防控形势相比长江中上游更严峻。

儿童孕妇普遍暴露，破坏人体免疫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对上千名8～11岁儿童和516名孕妇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尿样中共有21种人用、兽用或人兽用抗生素检出，79.6%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一种或几种抗生素，其中部分已在临床上禁用，兽用抗生素暴露与儿童肥胖、性早熟相关。此外，有16种抗生素在江浙沪的孕妇尿液中检出，一种及以上抗生素检出率为41.6%，孕妇暴露较为普遍，风险较大。

陈求稳教授认为，抗生素通过饮水或食用水产品等途径进入人体和动物体内后无法完全代谢，长时间摄入后，抗生素跟随血液循环遍布多个器官，造成免疫力逐渐降低。

专家认为，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是以肠道中菌群平衡为基础。滥用抗生素大量破坏益生菌，使胃肠道内对抗生素敏感性强的微生物减少，而敏感性差的菌群趁机大量繁殖，破坏肠道微生态平衡，为体外病菌侵入繁殖创造了条件。

抗生素两大来源：养殖用料+医药排放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水中抗生素主要来自医院和药厂废水、水产和畜禽养殖废水以及垃圾填埋场，大部分抗生素无法在现有工艺下有效去除，导致河湖水体成为抗生素和耐药基因库。

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发现，在生猪、肉鸡、水产等养殖过程中，因养殖密度高，不少养殖户为降低感染发病率，习惯在饲料中添加各类抗生素。比如生猪饲料中，硫酸粘菌素、金霉素都是常用抗生素，有的一吨饲料能添加一斤抗生素药物。一些渔业养殖户坦承：“养鱼养蟹饲料中肯定要拌抗生素，不然一死一大片肯定赔钱。”

制药厂和医院废水含有高浓度抗生素，致流域污染严重。研究人员发现，有的饮用水水源地上游5公里分布着大型医药生产企业的排污口。如长三角某市水源地附近有3家医药公司排污口，一些长江支流交汇处有六七家制药厂，废水含有高浓度抗生素。

调研发现，近年来，长江流域虽加大整治力度，但有不少中下游的化工、制药、中低端制造、畜禽养殖等类企业往上游或支流转移，污染形势严峻。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的最新研究表明，动物摄入的抗生素大部分以原药或代谢产物形式经动物粪便和尿液进入土壤、水体，并通过食物链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毒害，影响植物、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的正常生命活动和功能。更严重的是，抗生素的环境残留会诱导选择抗性细菌，促进抗性基因横向转移，导致微生物耐药性扩散，而携带抗性基因的微生物扩散到新环境会进一步繁殖，并有可能通过基因横向转移将抗性基因传递给病原菌，给健康带来灾难性危害。

强化抗生素监管提升污染处置能力

多位权威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对抗生素危害机理研究不够，对抗生素滥用监管不足，导致目前江河湖库水体抗生素含量严重偏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建云认为，我国抗生素监管存三大难题：一是污染管控起步较晚，药品产用登记体系缺乏，负荷估算难；二是环境科学与水文学脱节，过程追溯难；三是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缺失，负荷削减难。

“各年龄阶段和各人群的抗生素暴露状况，抗生素暴露对儿童与人群健康的影响及机制，来自环境和食品的抗生素暴露对人群微生物组耐药的影响等，目前都缺乏研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姜庆五教授说。

相关专家呼吁，抗生素污染风险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应尽快修订标准、严控源头、加强研究，管控长江流域的抗生素污染。

加强抗生素监测能力建设，修订相关标准。张建云院士指出，目前仍没有关于地表水环境中抗生素赋存水平限值的强制标准，建议在国家关键控制断面水环境监测平台中，将抗生素纳入监测指标，并在现行生活饮用水标准中增加典型抗生素参考指标及限值控制性指标。

从源头减少抗生素使用和排放。河海大学党委书记、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唐洪武教授建议，健全抗生素使用登记与排放管控机制，建立我国流域抗生素污染源清单数据库，重点监控抗生素负荷贡献较大的关键风险源，如制药厂、养殖场等。同时，指导养殖业从业人员合理使用抗生素，减少使用剂量，杜绝使用已禁用的抗生素。

加强抗生素污染对健康与食品的影响研究，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姜庆五教授建议，全面评价环境抗生素残留和人体抗生素暴露状况及对健康的影响，尤其关注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环境抗生素残留对人群细菌耐药性和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为养殖、卫生监察、食品加工、环境监管政策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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