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百万亿生意-第2页-北极星大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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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迫切任务二：应对气候风险

“另外一个较为紧迫的任务是，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易纲指出。

国际研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极端天气等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同时，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易纲认为，一方面，这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这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空间和传导渠道，扰动经济增速、生产率等变量，导致评估货币政策立场更为复杂。这是在维护金融稳定、实施货币政策上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此前就曾表示，“碳中和”预计将在未来30年内带来180多万亿的绿色金融投资，在能源、交通、建筑、工业、林业等行业带来巨大的投资和商业机会，但也带来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面临的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

其中，物理风险是指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等事件，可能导致企业、家庭、银行、保险机构等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进而影响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风险。物理风险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影响金融稳定：一是通过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单个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二是通过抵押品渠道，放大银行体系金融风险。三是通过经贸和主权债务渠道，境外物理风险向境内传播。

转型风险是指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由于突然收紧碳减排等相关政策，或出现技术革新，引发高碳资产重新定价和财务损失的风险。转型风险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金融稳定：一是通过资产价值重估，放大金融体系风险。二是政策超预期与低可信度，促使风险从实体经济向金融市场加速传导。

马骏做了一套风险气候转型模型，分析了煤电行业，继续给煤电行业进行贷款，发生贷款的不良概率从现在3%左右上升到10年之后的22%以上，而且这个22%是年度发生违约的概率，而不是累积的概念。如果把10年每年的违约概率累积起来的话，远远超过20%。

在马骏看来，这个结论很明显，在这些领域会出现很多很多金融风险，金融机构、投资者需要识别，需要预判，需要防范这些风险。

据《财经》记者了解，涉足绿色金融较早的工商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做了关于气候和各种各样环境因素所带来风险的模型。国际上，以欧洲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圈也做了很多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遥向《财经》记者表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最需要识别和量化的风险是转型风险，所以对于这种未来可能面临风险的资产需要进行识别；其次，金融机构需要对这种风险进行量化，只有具备量化的能力，才能将风险成本纳入到定价里面。

据王遥介绍，风险量化需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搜集信息，了解相关的气候环境信息；二是具备方法学，帮助了解业务风险值程度，并进行差别定价。

“碳信托”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方法主要包括三个：工行的“情景分析法”、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资产组合法”、清华大学的“财务风险转型分析法”。

“一些试点地区已经推动金融机构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王遥说，银行在这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王遥则认为，中国绿色金融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鉴于气候变化会影响货币政策，国际上对于把气候变化纳入货币政策框架事宜存在争议。有些国家央行对此比较积极，认为应纳入中央银行的政策框架。

市场认为，绿色金融肯定可以纳入中央银行政策框架，比如信贷政策、金融稳定政策等，但是未见得是纳入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当越清晰、越简单、规则越透明、目标越明确为好，少考虑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变量。

中央银行开展金融稳定评估时，确实应该考虑环境和气候风险。市场君表示，有些金融机构表面上看监管指标都很健康，但是资产负债表上百分之七八十的资产都集中在高碳行业，未来转型风险很大。一旦出现资产重估，这些金融机构就可能会面临巨额损失。比如清华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煤炭行业的不良率在3%左右，10年后估计会上升到10%以上。所以，转型将带来很多资产的系统性重估。

人民银行研究局已牵头在湖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了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业务的逐笔、实时、穿透式监管，也为其他绿色金融产品和业务预留了端口。该系统于2018年起筹建，2019年开始试运行，现在正准备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地区。

据介绍，该系统属于事后管理系统，而非事前审批。绿色金融需要一些额外的鼓励、激励措施，金融机构才有展业积极性；但同时又要防止道德风险，避免“洗绿”等情况发生。该系统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发挥风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系统内，金融机构之间可以相互监督，进一步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

此外，绿色金融资产的不良亦备受高度关注。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十分可控。“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全球第一，绿色债券的市场规模全球第二，并且质量比较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例违约案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指出。

04市场启动：抓住最大商机

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实践已有数年，其主要呈现形式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绿色指数产品和ESG信息披露等七大方面。

从绿色金融的体量来看，也初具一定规模，但结构上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占比较高，而在直接融资领域如绿色IPO和再融资规模则较小。

中金公司的对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国内绿色融资规模在12万亿元左右，其中，绿色信贷投放规模超11万亿元，境内贴标绿色债券余额约为8700亿元，而绿色股权市场规模仍较小，在PE/VC股权投资、绿色IPO和绿色企业再融资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2018年－2019年我国绿色股权年均投资规模为424亿元，远小于绿色信贷与债券的年均新增量5500亿元。

从增速上来看，近年来绿色融资增速有所放缓。中金公司统计显示，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从2013年6月末的4.90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6月末的11.01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3%。但近几年绿色信贷余额同比增速不及整体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以2020年上半年数据为例，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3.9%，而整体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则为13%。

尽管增速如此，但是绿色金融带来的投资机遇不可忽视，尤其是碳中和、碳达峰双项指标明确后，市场前景尤为可期。

近日，马骏公开表示，其牵头进行的重庆绿色投资研究显示，仅重庆一个省级经济体，要实现碳中和，估算未来30年内就有13万亿元绿色投资需求。如果将这个数字映射到全国，全国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投资或许会接近500万亿元。所以，马骏估计在100万亿－500万亿元之间，这是未来30年落实碳中和给绿色低碳投资带来的机遇。

“对金融机构来说，如果不参与这个过程，就会失去最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从行业上来说，有很多可以投资的领域。”马骏说，碳中和最核心的是能源零碳化，未来能源几乎百分之百都会由可再生能源组成，这就需要大量的投资。此外是交通、建筑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投资机构已经嗅到了商机。近日，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在参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时表示，当绿色转型成为未来最大的确定性，将有力地引导大量社会资本转向碳中和领域，绿色股权（PE/VC）投资正当其时。在这个方向上，市场化的 PE/VC 机构大有可为。

高瓴资本回复《财经》记者表示，我们要意识到，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极富挑战的，需要大量的前期资源投入，也需要更多从业者提供创新型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基础上，PE/VC 具备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帮助早期创新公司顺利度过死亡谷。“我们从股权投资的角度，是在持续进行全产业链层面布局。”

作为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在布局绿色金融这条路上已经表现了“舍我其谁”的精神。

近年来，部分大中型银行在绿色金融方面均做出积极探索，通过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金融工具，相继推出创新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涉及领域包括节能减排、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污染防治等。

据《财经》记者统计，截至2020年末，国有六大行绿色贷款余额共计6.27万亿元，约为当前国内全部存量的一半。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均超过1万亿元。

股份制银行中，诸如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恒丰银行等，亦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这其中，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表现抢眼，截至2020年末，该行绿色融资余额1.16万亿元，企业客户达到2.64万户。

与此同时，部分中小银行亦积极参与其中。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甘肃银行、湖州银行、杭州银行等部分中小银行近年来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在实现特色经营的同时寻找利润增长点。

绿色金融发展稳步推进，但并不意味着过程中没有挑战。“一方面，市场化机制不完善限制绿色信贷业务开展。用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和节能项目收益权的价格评估标准、市场交易机制缺失，银行缺少进一步的引导和指导。另一方面，深入推动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还面临着人才瓶颈，尤其高素质、复合型金融人才匮乏。”恒丰银行公司金融部相关负责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名接近监管的资深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坦言，目前部分大行和股份制银行都做得不错，部分银行已建立起绿色金融的专营机构、专业部门和专业团队，将诸如水利、环境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聚集起来，再与金融团队形成协同效应。

不过，据《财经》记者了解，虽然不少银行都在积极参与到绿色金融市场中，但目前已建立起绿色金融的专营机构、专业部门和专业团队的银行，相对有限。同时，已从总行层面建立起绿色金融专业部门的银行主要有兴业银行、华夏银行。

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市场体系需进一步完善。上述恒丰银行公司金融部相关负责人指出，现有绿色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与银行参与度相比，证券、保险、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参与较少，银证保基各金融主体联合创新机制不畅，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不能满足绿色企业（项目）多层次、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此外，银行内部绿色金融协同推进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多名银行业人士直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绿色金融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需要在激励政策上予以更大力度的支持。

据《财经》记者了解，对于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政策激励上包括央行发放再贷款等，地方政府适时进行利息补贴和项目担保。总体来看，主要是靠银行内部自我激励，比如针对绿色信贷，银行内部转移定价的时候给予一定优惠，财务资源给一定规模的支持等等。

对此，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罗施毅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建议加大支持绿色金融债发行；其次，建议试点降低绿色贷款风险权重；再者，建议推动金融系统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相关标准和制度的出台。

就建议试点降低绿色贷款风险权重方面，罗施毅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全球绿色贷款统计监测体系最健全、历史数据最丰富的国家，绿色贷款资产质量明显优于各项贷款，具备降低风险权重的基本条件，并且在碳中和大背景下，通过降低风险权重，激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贷款投放，是必要的。建议选择绿色金融组织管理体系完善、绿色贷款统计制度规范、专业统计系统和统计队伍成熟，绿色贷款不良率水平较低的银行机构先行试点降低绿色贷款风险权重。

政策激励之外，银行自身如何发力也至关重要。

交行升级了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包括实施“有扶有控”差异化信贷策略，以支持能源、制造业等低碳绿色转型发展；对碳排放重点行业进行存量业务排查梳理，推动结构优化；同时加强政策跟踪和业务指导，优化碳达峰、碳中和相关信贷策略。

建行绿色金融业务相关人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组织推动方面，将绿色金融业务目标纳入年度综合经营计划，并分解到各条线、各分行；在资源配置方面，将绿色信贷列为贷款规模配置重点领域；在考核评价方面，将绿色信贷指标纳入年度KPI考核体系。

“银行要立足本行实际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设立绿色金融总体目标，通过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等举措，推动自身绿色金融业务健康发展。同时，要严格执行绿色金融标准，创新产品和服务，强化信息披露，及时调整信贷资源配置。”恒丰银行公司金融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还应重点关注低碳转型行业业务拓展机会。一方面，低碳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期，光伏、风电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发展空间广阔；另一方面，高耗能行业智能化、低碳化升级等也将为金融业创造新的市场机遇。

05后起之秀：碳交易市场

在绿色信贷之外，绿色金融领域内，另一个规模或达万亿级别的市场正在搭建，这就是今年以来备受瞩目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交易市场”）。

今年3月上旬，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已到了最关键阶段，要倒排工期，全面开展对接测试，尽早实现系统运行，确保今年6月底前启动上线交易。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作为技术支持，将具体参与交易系统的承建。该交易所的董事长赖晓明今年1月对外表示，未来全国碳市场的交易平台将由独立的交易机构来运营，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这一机构将由7个试点省市与江苏、福建省共同联建。机构设立方案还在报批中，尚未最终确定。

公开信息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将采用创新型的“双城”模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负责交易，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注册登记。

在碳交易市场紧锣密鼓筹备之时，碳交易涉及的相关配套文件也陆续出台。今年1月5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配套印发了配额分配方案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该办法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由此，2225家发电企业率先被纳入全国市场。

3月30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下称《条例》）意见的通知。

根据《条例》，碳排放配额分配包括免费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种方式，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根据国家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扩大有偿分配比例。

《条例》中还提及了全国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机构：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刘锋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目前仍在征求意见阶段，未来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应该是如果保证碳排放配额分配的公平性。”

在此之前，我国碳交易试点已经走过10年的历程。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自试点启动以来，碳交易共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20余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截至2020年底，碳交易试点累计成交量超过4亿吨，累计成交额超过90亿元。

多家机构预计，在碳交易起步阶段，成交可能不够活跃，碳交易额也较低。但从长远来看，碳市场的交易额或将达到万亿级别。

“如果按照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来说，未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或达百万亿元人民币。”今年3月18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

根据海通证券此前测算，预计高峰时我国碳配额成交量可达到260亿吨以上。以最低碳价30元/吨计算，未来我国碳市场成交金额达到8000亿元以上；以欧盟碳价120元/吨计算，未来我国碳市场成交金额有望达到3万亿元。不过，未来碳交易市场仍面临不少挑战。天风证券总裁王琳晶对《财经》记者表示：“政府的法规政策和制度规则是碳交易市场的基础，但法规政策的制定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多地都有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全国碳交易市场建立后，能够解决当前存在的市场割裂、规则不统一等问题，但是仍需要解决碳排放权配额的规模和分配、参与者结构单一、定价机制不完善、企业数据透明度不够等难题，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和专业投资者的形成也需要一定时间培育。”

碳交易市场尚未落地，在A股市场上，相关碳交易概念股已启动热身。

今年春节后，包括电力、环保、清洁能源等在内的相关行业走势明显跑赢大盘。其中，从事节能服务的新股南网能源成为今年第一只上涨达10倍的股票；从事自来水制售业务以及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的新股顺控发展，上市后也连续走高，其自2021年3月8日上市以来，至4月6日遭遇停牌核查期间，股价累计涨幅为869.80%；电力股长源电力（000966.SZ）和华银电力（600744.SH），其股价在春节后也均翻倍。碳交易相关概念股的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在碳交易市场加速推进之际，国内社保基金、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等也均在布局，多只涉及到碳中和概念的基金启动发行。

在绿色产业基金领域，今年3月底，中国首只规模百亿级的“碳中和”基金也宣布成立。该基金由远景科技集团与红杉中国设立，将投资和培育全球碳中和领域的领先科技企业。

据《财经》记者了解，基金业协会今年将启动《绿色投资指引（试行）》修订完善，以推动绿色投资基金的发展。

06转型挑战：瓶颈与突围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当前的碳金融已超越围绕碳市场的概念，而是达到了绿色金融的概念，王遥分析，因为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协同效应。

碳金融与绿色金融的交融，30碳达峰、60碳中和的承诺，在打开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在倒逼瓶颈突围与创新。

而在周小川看来，要做好绿色金融、碳市场，迫切需要进一步使总量目标清晰化，并建立一套有关碳金融和绿色金融中的参数、指标体系及计量、测算的框架，这样才能切实做好各项任务规划和投资引导。

资本逐利。周小川认为，巨量投资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会凭号召就能实现，每项投资都需要导向，需要算账，而算账就必须有依据，需要碳市场给出信号，涉及大量与碳价格、研发风险投资有关的基础数据和投资计量。如果既无总量信息也无碳价格信息，是很难让人真正下决心投资。

近期，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透露，央行已经启动建立全国性的碳核算体系。

亦有资深监管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当前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理顺价格。全体社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一定需要付出高成本。任何产品都是一分钱一分货，想要好的空气质量、好的水，那相应的排放肯定是少的，就得使用光伏发电、水电、核电等，成本必然不低。

而当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对价格进行补贴，导致价格倒挂，上述监管人士表示，“一定要依赖市场机制，让价格真正体现它的环境成本。这其中，政府需要在某些关键环节里，把不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性障碍消除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全面的绿色转型。”

此外，授信政策变化背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面临调整，这将给金融体系带来不小挑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名监管、银行业人士直言，全面的绿色转型意味着金融机构不仅要支持实体经济完成绿色转型，也必须实现自身的全面绿色转型。当前，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金融机构自身能力。

有股份制银行高管向《财经》记者表示，能力的挑战即银行能否按照国家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从制度设计、指标考核、经营方式、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信贷政策为例，如何不断根据国家要求，剔除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持续优化信贷结构，这是商业银行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于如何推动未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更多的研究人士认为，关键是要有更多的绿色资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资产本身不是绿色的，很难去进行绿色融资，这也意味着实体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伴随绿色金融发展，未来哪些机构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学者、业界人士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如果把资产证券化放开一些，鼓励机构开展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这就能使银行、评级机构、投资者、证券机构等参与进来，形成联动效应。另一方面，伴随碳市场后续发展起来，若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也可以调动起各方的积极性。再者，若境外投资者的资本管制限制能再少一些，那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相关业务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于如何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紧迫任务，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刘锋提出多项措施和建议：“一是应尽早建立相关立法，比如通过立法建立企业碳排放额度，包括如何测定，如何分配，谁来分配，定价机制，市场规则等，需要制定清晰的制度，不可有争议。二是要解决投入及享受收益不匹配的问题，比如政府及市场应建立适当激励机制，撬动民间资本。三是要重塑衡量经济发展指标的标准，可以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运用“绿色GDP”等指标体系。”

除了全面的顶层设计，刘锋认为，碳交易中的配额制也存在权力寻租空间，需要加以防范。“因为这一制度前期实行配额制，后期则实行市场化，这中间的政策套利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就如此前的煤炭配额一样，配额制容易滋生权力寻租，要怎么确保碳排放配额制能够有效的运作，这是对我们现行制度一些挑战。”刘锋对《财经》记者表示，碳排放配额如何公平分配？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量和谨慎解决的问题。

对此，周小川则认为，在配额总量约束下，如果让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配额价格并实现市场分配，仍会实现有配额的一般均衡，即价格体系会有所移动，但仍是由市场体系所决定的，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仍可依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