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研究院：碳排放的宏观考察、规律总结与数字减排“三大效应”研究

从碳排放强度的角度来看，全国整体的碳排放强度在逐步下降，各省份的碳排放强度也在同步下降，如图36所示，1997—2017年间，全国主要碳排放省份的碳排放强度都呈下降趋势，其中降幅最大的为北京（-90.27%）、湖北（-81.38%）和上海（-80.62%）。随着经济效率与低碳技术的提升，经济增长附加的环境成本持续下降。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份多为传统资源开发型省份，这些省份均以传统资源开发为支柱产业，如煤炭（宁夏、山西、内蒙古、甘肃）、石油（新疆、辽宁、黑龙江）、钢铁（河北）等。

图36 主要碳排放省份排放强度变动（1997—2017年）

数据来源：CEAD数据库、CEIC数据库

单位：万吨/元

从人均碳排放的角度来看，各省份的人均碳排放量与全国整体的人均碳排放量保持一致的上升趋势，如图37所示，1997—2017年间，全国主要碳排放省份的人均碳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增幅较大的省份为宁夏（695.30%）、内蒙古（505.88%）和海南（368.05%）。与碳排放强度的情况类似，化工产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如江苏、天津、山东）和传统资源开发型省份（如内蒙古、山西），人均碳排放量也相对较高。在所有省份中，仅有北京的人均碳排放实现下降，从1997年的4.99吨/人上升到2007年的最高点6.14吨/人，然后逐步下降至2017年的3.92吨/人。

图37 主要碳排放省份人均碳排放量变动（1997—2017年）

数据来源：CEAD数据库、CEIC数据库

单位：吨/人

14.中国省份之间存在由东部向中西部的碳转移

如前所述，中西部地区碳排放量虽然低于东部地区，但是其碳排放增速则明显高于东部。因此，有学者指出无论是碳排放总量还是碳排放强度，都出现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的迹象，而且中、西部地区逐步成为高碳排放与高碳排放强度的集聚区，尤其是华南、西南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速明显（刘佳骏等，2013）[25]。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发现，中国省际区域间碳排放转移总量均较大，其中各地区碳排放转入总量要大于碳排放转出总量，且碳排放转移净值为正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等东部或中部发达的18个地区，而碳排放转移净值为负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山西、贵州和云南等西部或中部欠发达的12个地区（孙立成等，2014）[26]。如果同时考察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空间转移，那么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江西、四川和辽宁等9个省份为碳排放规模、强度双外向转移省份，是中国隐含碳排放调出区域，而福建、广西、内蒙古、新疆、海南等13个省份为碳排放规模、强度双内向转移省份，是中国隐含碳排放调入区域（张为付等，2014）。

导致中国省域间碳排放空间转移的因素与前文论述的国际间碳排放转移具有一致性，主要包括发达省份向欠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以及发达省份相对欠发达省份消费水平的提高通过产品贸易的形式间接增加了后者的碳排放量。在产业转移方面，肖雁飞等（2014）研究发现，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表现为以东部沿海产业转出为主、京津和西北地区产业转入为主的特征，但产业转移导致的碳排放转移趋势与产业转移特征并不完全一致，表现为京津地区和北部沿海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但碳排放转入并不大，因而这两个区域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具有减排效应，考察转入与转出行业，发现这两个区域都具有转出高碳行业（如电气热力行业）和转入低碳行业（如其他服务业）的特征，而西北和东北地区承接了相对较少的产业，但碳排放转入比重却很大，同样也与其产业转入行业有关，如西北转入了大量纺织服装业和采选业，东北转入了大量采选业和交通设备制造业，都属于碳排放系数较高的制造业，同时中部地区在产业转移与碳排放转移上表现为承东启西区位作用。由此导致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向中部、东北、西北等地区泄漏了2787.92万吨二氧化碳，同时，中部地区又向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二次泄漏了38.65万吨二氧化碳，碳泄漏现象显然不利于全国和个别区域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在消费和产品贸易方面，张彩云和张运婷（2014）[27]指出，居民人均消费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均居民消费上升1%，人均碳排放上升0.64%，而且中西部地区碳排放会受到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产品贸易的方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上升1%，中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会上升0.29%，即东部居民通过消费将碳排放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意味着我国存在环境不公平现象，相对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从经济发展中的代价过大，说明我国地区间存在消费者承担的碳排放责任大小不同的现象。

中国碳排放与能源、结构及增长的关系

既有研究指出，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因素对中国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Fan et al，2007[28]；岳超等，2010[29]；张友国，2010[30]；查建平等，2012[31]）。因此，本节以我国30个省份（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故剔除）21年时间（1997—2017年）的“省份—年份”面板数据为基础，对能源消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所有数据均经过对数处理。

15.能源消费量越多，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越大，碳排放强度越低

与国际间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费量关系相似，中国各省份间也存在相似的经验结论。如图38—40所示，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高度正相关，但却与碳排放强度负相关。这意味着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导致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增长，能源消费量较大的省份通常也是碳排放量较高的省份，如广东、江苏、山东等地。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是，能源消费量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反直觉的负向相关关系，这主要是由于能源消费量较高的省份，虽然碳排放量也较高，但是经济发展程度也越高，从而导致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能源消费量较低的省份往往经济体量也较小，如青海、宁夏、甘肃，该类省份缺乏足够资金实力进行大量减排技术投入，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

图38 中国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

数据来源：CEAD数据库，CEIC数据库

图39 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量

数据来源：CEAD数据库，CEIC数据库

图40 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

数据来源：CEAD数据库，CEIC数据库

16.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越大，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就越高

既有文献指出，从二氧化碳的排放结构来看，煤炭消费始终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占到总排放量的75%左右；石油消费作为第二大排放来源，其比例则要小得多，大致占总排放量的13%左右，而天然气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比重仅占2%左右（杜立民，2010）。因此，可以认为碳排放将受到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的明显影响。

需要详细说明的是，《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类数据库中提供的煤炭消费量通常是以“百万吨”作为量纲进行衡量，而能源消费总量则通常以“百万吨标准煤”进行衡量，因此，在计算能源消费结构时需要将煤炭先折算成标准煤。根据国家标准《GB/T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原煤的折标准煤系数为0.7143kgce/kg；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66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煤炭，是指原煤，不包括洗煤、选煤及其他煤炭制品”，因此，采用原煤的折标煤系数作为煤炭的折标煤系数具有合理性。

本文的研究表明，如图41—43所示，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越大，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也都越高。通过与图20—22所得结论相比较可以发现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完整结论，即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所占比重越低，或清洁能源所占比重越高，则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也将越低。此外，比较图42与图39可以发现，虽然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但是却与煤炭所占比重存在正向关系，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推论：即政府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控制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所占比重比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更具有效性。

图41 中国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CEAD数据库，CEIC数据库

图42 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CEAD数据库，CEIC数据库

图43 中国人均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CEAD数据库，CEIC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