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如何恢复土壤活力

张山岭对此解释说，“防”就是要加强措施，将来随着地方政府法律法规的出台，现在比较好的农田周边不允许再想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而局部地区为了整体利益做出了牺牲，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控”并不是污染的土壤都不能用了，关键是要合理地使用;“治”是在技术可行的条件下，需要治理的土壤要采取措施。

土壤病了，如何修复?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耕肥处副处长仲鹭勍说：“与城镇建设用地、工矿用地相比，农田污染成因复杂、影响面广、治理问题更为复杂。”

上海化工研究院土壤环境修复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商照聪告诉记者，农田土壤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修复技术复杂性，因此要进行综合治理。“农田土壤的多元限制因子决定了综合治理的必要性。目前，土壤的贫瘠化比例在不断提高，土壤里面的微生物种群及生物的多样性在不断下降，但一些重金属的污染却在加剧。一块地不可能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可能存在其中几项，所以要降低成本，提高有效性。”他提出，针对农田土壤出现的生产功能和环境功能的退化，要从作物营养与施肥、土壤改良与调理、作物培育与操作、土壤修复等多个方面采取适宜的治理修复技术，恢复和提升其作物生产能力，消除土壤污染，提高农田土壤综合质量。

北京澳佳肥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乔生说：“单从治理方式方面讲，对大多数受到污染的农田来说，还是应该以原位绿色修复作为主要的基础形式进行治理。”他认为，我国耕地污染面积较大，不可能一味采用换土方式修复，也不能因为修复土壤而停止农业生产，还要保持粮食的增长与稳定，所以不可能休耕和撂荒。此外，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重金属污染物超标问题，还有农田退化、有机质下降、酸化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耕地污染治理应该采取综合措施。

要让农民理解，支持，参与进来

张山岭说：“我们过去也组织开展了农田土壤修复的试点示范项目，发现特别重要的问题是最基层组织的参与问题。如果只修复一小块农田，恐怕没有村主任参与问题不大，如果要涉及几千亩的土地时，没有村组织、农民的参与，没有把他们的思想工作做通，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想做下去是很难的。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沟通、协调问题，是让农民理解、支持并参与进来的问题。

一些与会代表提出在实施治理中要考虑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农田污染治理既关系消费者饮食安全，也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稳定。因此，代表人民建议在治理中要充分考虑农民利益，不能简单一划了之、一禁了之。”他说。

尽管土地整治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近几年废弃土地的复垦、污染土地的修复治理已经成为了土地整治的重要内容，但污染土地的修复治理成本较高，资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土壤修复的关键。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综合处处长贾文涛认为，虽然土壤污染治理亩均成本到底需要多少资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可以肯定这比现在开展的农田整治的成本高得多。全国农田整治按每亩1500元来算的话，假设现在重度污染耕地有5000万亩，确实是有海量的资金需求，单靠国家财政有很大困难。所以在资金方面要建立健全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民间资本，保障土地污染修复治理工作持续推进。因此，应探索多元化的农田土壤修复资金渠道。

仲鹭勍强调了治理投入的公益性。他说：“要坚持政府主导推进，农民主体实施的模式。同时，要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参与的有效途径，但要慎言农田污染治理的产业化。农田土壤污染治理的任何一项技术都应该进行反复研究和试验示范，在研究上要积极，在推广上要慎重，切忌夸大和炒作，千万不能因治理技术不过关导致‘二次污染’。”

商照聪则建议国家应给予相关从业单位和农户扶持激励政策，可以参考西方的期货制，对于一些优质农田的产品以期货较高价格收购，有了期货商的合同，农民根据合同可以获得低息或者免息贷款进行生产，或者进行土壤改良等。同时，也要探索公司与农户结合的商业模式，以及结合土地流转探索土壤修复资金的运作机制。

土壤修复工程师乔生则提议鼓励偏重污染农业区的农民使用有利于土壤修复的改良产品，并给予补贴。他倡议相关企业响应土壤治理的号召，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生产优质合格的产品，成为农田土壤环境综合治理的积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