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晒蓝天”到“护蓝天”

雾霾治理才刚刚开始

2013年，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向雾霾宣战，尤其是京津冀地区。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北京率先提出了《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开展了改造燃煤锅炉改造使用清洁能源、居民采暖实施“煤改电”、淘汰老旧机动车与退出污染企业等一系列治霾措施。河北、天津则着力关停重污染企业，降低燃煤使用量，并启用燃气新厂，同时力争淘汰全部黄标车辆。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得到了增长，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PM2.5、PM10、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四项污染物平均浓度都有了下降。不可否认，人的努力初显了一些效果。

不过，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大气污染控制教研所研究员吴烨认为，雾霾是近30年化工污染积累的结果，空气污染治理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性工程，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评估其发挥的作用，显著成效则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

“机动车排放控制措施是北京各个产业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有效果的。”吴烨说，根据评估，从1998年、1999年到现在，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至少增加了3倍，但总排放量是下降的。对一辆机动车而言，减排超过了50%以上。

但他同时表示，即便如此，北京市的机动车减排压力依旧不小，与发达国家相比，排放强度还是高出不少，如要达到理想状态，需要在现有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再减少一半。

此外，6月4日环保部对外通报的《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只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标，有90%的城市空气污染程度仍然超出国内的空气质量标准。

“如果全国范围内的污染总量无法严格控制、持续减少，那么雾霾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自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而且，随着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污染转移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产能输出增加的同时，也将面临污染排放增加的问题。”

因此，在他看来，城乡间、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间在控制、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需要更为一致，相对落后地区一样不能再采用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的发展模式。

不应只是“晒图”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曹军骥早在2003年前就开始了国内多城市PM2.5的季节性同步观测，研究PM2.5已经十几年。

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近30年来，我国空气污染状况呈现出震荡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各个城市都弥漫着燃煤带来了硫磺味，随着1987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出现，污染开始下降;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国内为扩大内需，加速工业发展，大气污染也开始回升;直到2006年，国家将几个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关的指标列为“国家约束性指标”，大气污染状况便有所控制;但在2008年奥运会后，产能又开始上升，雾霾出现了总爆发。

“空气污染就是这样，只要有人管它，就能有所变化。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连续地、毫不松懈地坚持。”曹军骥说。

上世纪40年代出现在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是世界著名的公害事件之一，洛杉矶从1943年第一次雾霾的出现到1970年出台《清洁空气法案》经历了整整27年。让曹军骥印象深刻的是，在这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但回头发现，真正推动这项事业进展的是普通民众。

曹军骥并不认为全民晒蓝天只是一种社交行为。

“在国内，真正关心环保问题的主力实际还是中产阶级，环保教育更像是一种精英教育。但环境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它与老百姓的生活、健康息息相关，只有政府、少数专家的关心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的。在过去，大多数人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现在，所到之处，人们会留意污染排放是否严重，那些破坏环境的行为，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在他看来，随着老百姓了解、参与和支持正确的污染改善的措施，政府、企业才有压力也有动力持续解决污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雾霾事件，科学的、参与的精神开始在普通民众中蔓延，它时刻提醒每一个人，需要直面这个问题。”

曹军骥举例，当年，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建议加州居民尽量拼车或者乘坐公共汽车上班。为此，他在洛杉矶圣莫妮卡高速公路开放了第一条“拼车专道”，该车道允许拼车和公共汽车可以比私家车更快的速度行驶。但在一开始，这种既省钱，又环保的出行方式老百姓并不买账，该措施甚至直接导致了布朗下台。而此后的实践证明，布朗提出的政策是有远见的，老百姓逐渐接受了这种方式，并最终成为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出行习惯。2011年，杰瑞˙布朗再次当选加州州长，成为该州年龄最大、任期最长的州长，这足以见得民众对其治霾付出努力的认可，以及对环保事业的支持。

除此之外，现阶段国家治理雾霾的措施主要是针对工业污染的，可事实上，生活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大量能耗与碳排放，将是减排很有潜力的部分，比如那些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欲望的过度消费。不过，与工业污染的强制性治理手段不同，治理生活排放与个体相关，它的实施难度恐怕比前者还要大。

因此，曹军骥认为，这部分减排也更有赖于社会的引导和全民的参与。包括选用节能家电，自觉采用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拒绝高能耗的奢侈性活动等，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

“对普通民众来说，身体力行节约能源依然是个人层面上对抗雾霾最强有力的手段。”曹军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