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基于后发国家EKC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国资源消耗激增，环境质量下降，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近年来国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始提速，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投入和执法力度明显加大，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地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在经济增速下滑引发的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淘汰落后、化解产能过剩进退两难，增加污染治理投入力不从心。而在对区域污染治理做出较大“牺牲”的省区(如河北省)，经济下行与污染治理之间的矛盾有进一步凸显的态势。面对转型发展的困难，一些地方官员将经济下行归因于“环保高压”，对环保部门严格监督执法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部分地区为“保增长”，对污染项目重开绿灯，隐形排放死灰复燃，直接影响了污染治理效果。应该看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及环境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如果对这些客观规律认识不清，或者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仅处理不好污染治理与经济下行之间的矛盾，而且有可能放大“三期叠加”下经济“失速”、结构“失调”的风险。

一、后发国家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态与特征：文献简评

关于环境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绝对和相对约束以及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环境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Panayotou(1993)首次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用于解释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环境质量的变化规律。目前，国内外有关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本都是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别，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和临界值有所不同。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验证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以及探索新的曲线特征等方面开展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①样本时间和空间跨度加大，数据多采用多个国家或地区较长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以期提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的精准度;②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选取监测指标作为环境度量指标，而国内研究的环境度量指标多采用污染物排放指标，两类指标的检验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范金等，2002;包群等，2005)。杨丹辉、李红莉(2010)尝试同时选用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中污染物排放指标和城市环境质量、地表水体质量等环境监测指标，对EKC曲线进行实证检验，并加入影响污染物排放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环境政策等控制变量对环境一收入关系进行进一步估计，结果显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本形状未发生改变;③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倒U型的曲线为主，但针对不同地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N型、倒N型、U型或线性关系(Grossman、Krueger，1995;Carson、McCubbin，1997;段晓锋等，2010)。曲线形态的这些异化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研究技术处理差异的结果;④在大多数研究结果中，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一般发生在人均GDP5 000～GDP20 000美元之间，但转折点随计量指标、研究区域以及数据时间跨度的不同出现较大差异(Stem，2004)。基于发展中国家样本的EKC曲线临界值一般要低于发达国家样本环境的临界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警示作用(Dasgupta等，2002)。Sinhaz(2010)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实现工业化较早的发达国家治理污染需要更大投入，其EKC曲线拐点比后起国家更高;⑤强调人口、技术、政策等因素对EKC曲线的影响。Casson(2010)指出，早期对发展中国家环境一收入关系的分析所采用的数据质量不高，因而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只有在政府干预、环境规制以及技术扩散等因素作用下，EKC曲线才有可能呈现倒U型。其中，一些学者质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环境一收入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不应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的政策依据或借口(李国璋、孔令宽，2008)。张学刚、钟茂倒(2009)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环境政策的结果，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都对环境一收入关系有影响。

简要回顾上述文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般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主要形态为倒U型，即当人均GDP达到一定临界水平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将由负转正(Galeotti，1999;Panayotou，1997;Stern、Common，2001，刘利，2005)。世界范围来看，这一倒U型曲线的拐点通常发生在人均GDP5 000～GDP20 000美元之间，而发展中国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临界值一般要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环境治理模式及政策工具具有示范效应，后发国家环境治理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治理技术也更加成熟，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值得注意的是，EKC拐点发生区间的人均GDP水平跨度相当大，这既反映出EKC作为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主要经济学工具的局限性.同时意味着二者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如何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实现经济与环境脱钩则是环境政策的核心目标。

二、新常态下经济形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几个基本判断

经济增速放缓是发展阶段与宏观经济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同时也步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和重大机遇是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应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于外需低迷等需求侧的周期性因素，曾经在较长时期内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弱化，人口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增大，这些趋势及其影响将是长期性，甚至是不可逆的。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加紧赶超形成“双向夹击”引发的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和重塑过程中，唯有勇于涉渡改革深水，加快实现发展动力机制转换，着力培育竞争新优势，中国经济方能解脱结构调整的阵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宏观经济大势，需要自上而下进一步强化共识，从而坚定依靠转型升级积极应对经济下行的信心，避免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出现反复，更要警惕各种悲观懈怠情绪蔓延，防止加强污染治理、严格环保执法沦为一些地方经济下行、转型受阻的“替罪羊”。

同时，在现行投入体制下，环境治理投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状况有直接关系。因此，也要高度重视经济下行对环境保护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各地经济增速变化来看，2014年GDP增速位列全国末位的东北三省，2015年前6个月经济形势仍未见起色。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近年来东北地区以及华北、西北部分省区污染治理投入明显不足，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集中表现为这些省区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治理指标的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经济持续下行将制约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投入，进而阻碍产业绿色转型和升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