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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垃圾史演义文明史:爱这个世界 就爱这些垃圾!

2016-09-23 13:06来源:破土网作者:夏永红关键词:生活垃圾垃圾处理系统垃圾运输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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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城市垃圾处理的历史几乎和城市一样古老。大约公元前2500年,古印度城市摩亨佐˙达罗就出现了极为先进的运输垃圾和污水的市政系统 ,每家每户的住宅都有专门的垃圾滑运道,通过它垃圾滑入屋外的排水沟中,继而又连入下水道系统被排出城市。而中国在商朝时期,也出现了地下污水排放系统 ,以及专门负责清扫垃圾的政府雇员,而且制定了法律来对应对垃圾问题。据《韩非子˙内储说》:“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者。”“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城市居民如果将垃圾倾倒在街上,就会受到断手的刑罚。可以想见,这样严酷的法律,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垃圾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

进入到古典时代,城市文明兴兴向荣。古希腊的城市规划已经包含了一套成熟的垃圾处理系统。 通过排水系统,整个城市的垃圾被源源不断地排出到城市边缘。古罗马的城市市政闻名于世,自然少不了一套水上垃圾运输系统。 在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芒福德看来,罗马城的大排水沟是罗马工程中最古老的纪念物,它至今仍在使用,已经连续使用了超过2500年。然而,芒福德也指出,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垃圾问题。罗马城的市政系统虽然壮观,但华而不实,杂乱无章。罗马大多数居民居住在简陋的公寓之中,其垃圾和粪便处理系统是与公共系统隔离的,它们被堆积在街道,隔一段时间有专人来运走。因此罗马居民不得不每日忍受恶臭。而且古罗马的垃圾处理办法极为原始。罗马的城郊有一连串敞开的大坑,尸体、粪便和各种废弃物都被不加处理地丢弃在那里。整个罗马城不仅臭气熏天,而且经常因此爆发瘟疫。即便过了两千多年,当考古学家们挖开这些大坑的时候,也会被其散发的臭气熏晕。这可真是遗臭万年了。

整个中世纪,不仅乡村而且城市的卫生系统相比于古罗马都严重倒退。 如果我们穿越回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街道,要担心屎尿从天而降——当听到有人喊“楼下小心”的时候,就必须立即避开,以免遭遇不测。每天都有大量的粪便和垃圾被这样随意地扔到街上。由于中世纪的城市街道大部分都没有铺上砖块或石板,街上也几乎没有公共厕所,因此满地都是各种不堪入目的污秽混杂在一起的烂泥。居民们就在这些城市排泄物上游荡、排泄、买卖、活着和死去。如此糟糕的卫生状况,终于引来了中世纪晚期频繁的瘟疫爆发。仅仅是1346到1353年的黑死病,就让欧洲失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往后的几百年间,除了黑死病,天花、霍乱、麻风病、百日咳等传染病时不时光顾欧洲,死神像收割庄稼一样定期地收割着欧洲的人口。

混乱的状态呼唤着一个现代利维坦出来重整河山。

第三篇

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相继颁布了两道敕令,规定法语为官文语言,禁止市民在街道倾倒垃圾,由此确立了法国的民族语言政策与民族卫生政策。 在法国学者拉波特看来,语言政策要清理的是语言中的污秽、不纯洁的词句,而卫生政策则是要清除城市中的垃圾。这或许意味着,现代卫生体系是与民族国家的同步建立的。拉波特认为,现代性有着一个隐秘的愿望,要把城市完全隔绝于自然之外,并且还要完全消灭不符合社会秩序的垃圾。为此,它采取了两种对垃圾的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配置方式:垃圾的私有化和国家的介入。现代垃圾处理体系的前提是污秽和垃圾的私有化。在此之前,人们习惯于将垃圾倾泻到公共空间之中,但现代性之后,人们被规定必须把垃圾藏匿在私人空间之中,在公共空间中扔垃圾成了不文明、被禁止的行为。每个人产生的污秽都不能污染他人的视线和空间。由此,人与人之间成了相互对立的个体。 封建社会晚期那种城市市民在垃圾堆上狂欢的景象消失了。为了清除自身的污秽,个人不得不委身于凌驾于一切原子个体之上的利维坦。国家现在成了纯洁的担保。它通过公共卫生制度和设施,重组了整个城市空间中对物的配置,同时也重组了对人的配置。 如拉波特所说的,对污物的整治指向的是对人的整治。在剩余的物——垃圾、污秽、尸体等被命令排除出城市的时候,剩余的人——疯子、传染病人等,总之,一切不符合现代秩序的人,也必须被排除出公共空间。在此之上,一个体现了卫生、秩序和美好的现代利维坦被建构出来了。

然而,垃圾似乎刻意与一切现代性计划为敌。虽然公共权力机构颁布了各种法令清除传播瘟疫的垃圾和烂泥,禁止市民乱扔垃圾、引用被污染的河水,但这些规定从未得认真被对待,垃圾仍然自行其是地在城市中继续增殖。从弗朗索瓦一世颁布法令之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巴黎仍然被恶臭笼罩——也因此造就了法国发达的香水制造业。

可见,利维坦的直接介入并不有效。事实上,现代垃圾治理技艺并非国家自上而下的干预的产物,而是从市民社会中平地升起的。 在福柯看来,国家机器和法律不能完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化功能,被包括医院、慈善组织、学校、教区机构等市民社会组织所完成了。国家并非一只利维坦式的冷血怪兽,相反,起码从十七世纪开始,它的执行方式就就从简单粗暴的令行禁止转变为依靠市民机构细致、持久地规范臣民的生命活动。这意味着管治(police)国家的诞生。管治国家的执行的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它的重要治理对象是人口的卫生健康。在此过程中,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对城市空间的控制和规划中,意图对那些滋生疾病的区域和事物进行有效的治理。

对公共卫生的最有效的管治始于普法战争战败后的法国。 当时,法国人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糟糕的卫生状况导致的国民虚弱体质。时势造英雄,正巧在当时,巴斯德推翻了细菌自然发生说,一切腐败和污秽之物被归为滋生细菌导致疾病的罪魁祸首。法国政府尝试建立的公共卫生网络和巴斯德实验室研究一拍即合。于是,一场“爱国卫生运动”正式开启。拉图尔在《法国的巴斯德化》中认为,这场运动并非是任何单一行动者主导的结果——自然也不是民族国家主导的,而是巴斯德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共同组成的行动者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巴斯德在实验室中界定了微生物的边界和特性,并在媒体记者面前演示了他的实验结果。就这样,细菌从模糊的关涉之物变成了清晰的事实之物,第一次呈现在公共空间之中。

原标题:视野|垃圾史演义文明史:爱这个世界,就爱这些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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